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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 第1期(2004): 在科学与人文之间 ——理性的成功、限度与蜕变( 陈方正 摘 要 现代科学对人类带来巨大冲击，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其引发的深远蜕变，迄今方兴未艾。本文旨在探讨，于此巨变过程中，若干人文领域所受影响，以及由是而出现的转型。全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追寻数学自牛顿以迄哥德尔的追求严格基础之运动，特别是其意想不到的结果；第二部分讨论艺术在文艺复兴时代与科学的密切关系，此关系之逐步破灭，以迄二十世纪抽象艺术的出现，及其失去与社会之内在联系；第三部分讨论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史学”和“心灵史学”之间的张力，以及“后现代史学”之意义；第四部分讨论自波普及库恩以来“异端思潮”在科学哲学的发展，其背后的社会根源，以及其与“后现代主义”之关系。整体而言，现代科学在出现早期与人文世界关系密切，相互激发、感染，令多个领域并生异彩；但发展至二十世纪，则转而有压缩人文空间，或者令其边缘化之趋向。这令人感到，科学背后以逻辑为基础的理性，可能在来临中的二十一世纪发生基本蜕变，即转向经验性和综合性。 关键词 科学文化 科学哲学 基础运动 艺术 历史学 后现代主义 理性 一 前 言 在近代，人类经历了两次科学革命：第一次以十七世纪牛顿力学的出现为开端，第二次以二十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为开端。这两趟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它们所产生的文化冲击，却截然相反：第一次革命的启示，是精密、确定和简单自然规律之存在，以及其可以为人类所掌握；由是而产生的，是逐步了解和控制自然的绝大信心，以及将此种能力扩展、应用于所有其它领域的企图。第二次革命的启示，则是自然规律在结构和观念上的复杂、吊诡、不可穷尽，乃至违背常理、难以理解；由是而产生的，是混乱、迷惑、无力感，和对科学以及其所代表的理性之强烈反感与叛逆心态。现在二十世纪已经过去，可是第二次科学革命所开拓的无数新领域还在迅速扩展，不见尽头，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更是一浪高于一浪，方兴未艾。我们所迎来的二十一世纪，无疑只会比赫胥黎 (T. H. Huxley) 所描述的“美妙新世界”更为奇特和不可思议。在这人类命运的巨大转折点上，来思考和衡量现代科学革命对某些人文领域的冲击和影响，无疑是有其必要和魅力的。 首先，让我们稍微回顾现代科学革命的背景。如所周知，科学和数学在西方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古希腊文明的一个大转折点，就是从神话和史诗，转向数学和思辨哲学，亦即对世界本质的探究。这探究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到公元二世纪结束，前后累积、酝酿、发展足足有800年之久，从而达到了极高水平。所以，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渊源不只是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也不是十二世纪的早期文艺复兴，而是亚历山大里亚学宫。牛顿（Isaac Newton）说他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这巨人不单指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还指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阿基米德(Archimedes of Syracuse)、阿波隆尼(Apollonius of Perga)。因此，牛顿力学和十八、十九世纪化学所解决的，并非新生问题，而实在是古希腊科学所提出来的根本问题，诸如天体如何运行？物体如何运动？世界由什么构成？等等。第一次科学革命之所以会带来绝大兴奋和信心，就是因为苦苦探索了2000多年的奥秘终于解开了、揭露了。 现代科学的严谨方法以及其不可思议的成功，对整个人文领域产生了无比的震撼和冲击，促使每一学科、每一种追求都自觉或不自觉的以之为典范，从之吸取灵感。而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科学也的确成为西方文化的催化剂，激发许多学科蜕变，促使它们“进步”—— 虽然这个词儿现在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了。 因此，到二十世纪前夕，在进化论、周期表、电磁理论、统计力学等等巨大进展出现之际，种种迹象显示，以理性完全破解自然所有奥秘以及藉之而重构人文秩序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果不其然，在二十世纪头30年就出现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为人类对微观世界、高能现象和宇宙整体的了解打开大门。然而，这新一趟革命和发现所带来的，却不是欢欣、兴奋，而是迷惑、沮丧。为什么？因为相对论摧毁了传统的时间与空间观念，量子力学摧毁了传统的因果观念和本质统一观念，而两者和经典力学似乎都不相容。那也就是说，科学这严密体系本身在跃进中似乎出现了裂痕，变得无从“理解”。特别是，康德(Immanuel Kant)根据西方哲学大传统，以及牛顿力学的相关观念，所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那个纯粹理性架构，一下子倒塌了。我们发现，世界虽然可以计算、预测，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了解”，但是我们向来所谓的理性，其实并不合“理”—— 也就是不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