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海防建设与山东半岛人口的迁移概要1.doc

明初海防建设与山东半岛人口的迁移 发布日期：2015-06-29 原文刊于 明初海防建设与山东半岛人口的迁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张金奎 ? 明承元制，实行世袭军户制度。从军军户被纳入分布在各地的卫所当中，进而形成庞大的卫所军户群体，成为一种特殊的军事性移民，对当地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试就明初山东半岛上的移民与海防建设的关系做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问题的提出 前辈学者曾提出“明朝政府刻意将军士调离原籍，实行南北互易，远离乡土，同一县的军士不准在同一卫所或同一地区服役，以防其同谋逃亡或共谋反抗”[①]的观点，并被广泛接受。近年来，这一观点开始受到质疑。于志嘉率先提出明代军士远离乡土的原因在于明初卫所草创阶段没有通盘规划，卫所频繁调动，致使卫所军逐渐远离原籍[②]。 个人认为，明初刻意将军士调离原籍的现象的确存在过，但仅限于归附军士，也就是从陈友谅、张士诚等敌对阵营投诚或收降过来的军士。不过这些归附军士与其说是被调离原籍，不如说被调离“根据地”——旧阵营控制区——更为贴切。另外，明初的谪充军基本不在原籍附近服役。不过这是一种司法惩戒措施，并不会发生在一般军士身上。更为重要的是，明初军户的另一大来源——垛集军的服役地一般在原籍或邻近省份[③]。就近服役的垛集军户的存在也是前人观点需要适当修正的核心证据。 但是在山东半岛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出于防御倭寇的需要，洪武一朝先后在山东沿海设立了10个卫[④]，除了登州卫、莱州卫、宁海卫设立较早外，安东卫、灵山卫、鳌山卫等七个卫都创立于洪武三十一年。也就是说，山东半岛上的大部分卫所都创立于洪武末期[⑤]。 明朝军户的来源，按照传统分类，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充和垛籍四种。从征和归附主要在洪武初年使用，谪充是一种与司法制度相配合的集军方式，且不是军户来源的主体。洪武中后期征召入伍的军户，主要采取垛集方式，也就是从新设卫所附近地区的民户中按照一定的比例签充。 大致从洪武十七年开始，明朝政府的海防战略开始发生变化。洪武初，对倭寇及方、张余党采用主动出击战略，定期派出大规模舰队沿海巡航。但在沿海局势相对稳定后，这种近海防御战略逐渐被近岸防御战略取代，大规模的出海巡逻不再独立举行，开始与海运结合进行。东南海区的巡逻任务则交付地方都司负责。洪武十七年，汤和等人被派往浙江，开始在要害地区大规模设立以被动防御为主要特征的卫所以及附属堡、寨等。浙江陆上海防卫所建设完成后，这一政策被推广到闽粤沿海，并于洪武三十一年起，开始在山东半岛落实。 沿海地区的卫所因为设立时间较晚，其军官大多从其他卫所抽调，离开原籍是必然现象。但士兵大多采取垛集方式，从附近府县民户中签充。例如《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七记载，洪武二十年十一月， 信国公汤和奏言：宁海、临山诸卫滨海之地，见筑五十九城。籍绍兴等府民四丁以上者，以一丁为戍兵，凡得兵五万八千七百五十余人。先是，命和往浙西沿海筑城籍兵戍守以防倭寇，至是事毕，还奏之[⑥]。 又如洪武二十年四月， 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缘海卫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军卫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德兴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视要害可为城守之处，具图以进。凡选丁壮万五千余人，筑城一十六，增置廵检司四十有五，分隶诸卫以为防御[⑦]。 山东沿海各卫设立时间更晚，按理，应该也是以垛集为主要征兵方式，即以附近人口为主。但现在的山东在人们心目中却是军户大省、移民大省。居住在半岛上的人们大多声称自己是山西洪洞人、四川人、枣强人、云南人以及江苏东海人的后裔，也就是来自山东以外。 人们记忆中的祖籍，大多能从谱牒资料中反映出来。如《日照丁氏家乘》“初修本后序”载： 祖考中翰公行述:本为江南海州之东海人，明初祖顺北徙，占籍于邑南之刘家寨迤东二里许。时朝廷命郡县募壮士守沿海哨墩，以勇敢募，且利其少，既禀为资斧，竟以军籍隶青州伍，世为日照人。四传皆业农，积渐田连阡陌，至今人呼其处为丁家庄[⑧]。 又如（昌邑）《陈氏家乘·谱系叙略》记载： 始祖（得甫）原居成都南关铁臼巷，洪武二年以军籍来昌邑，遂家焉。二世、三世均充辽东广宁左卫差，至四世乃罢。今该处之姓陈氏者，多吾同族也[⑨]。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为什么山东沿海海防卫所的建置时间很晚，反而出现了有别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现象呢？ 可以肯定的是，洪武三十一年明朝政府曾经在山东地区执行过垛集征兵，如胡士文在永乐二年撰写的《新设威海卫捕倭屯田军记》中曾写道： 洪武戊寅春正月，特命魏国公徐、都督朱垛集本处之民，置立沿海卫所[⑩]。 这在个案资料中也有所反映。如诸城县人杨喜孙，“洪武三十一年垛青州左卫总甲”[11]。又如日照县人卜官儿，“洪武三十一年投充青州卫后所总旗”[12]。后者虽然是投充，即主动从军，但也说明明朝政府曾于洪武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