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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卖淫作为一种为自己和孩子换取生活必需品的谋生方式时，女性往往没有条件和能力控制性交易的安全性。 对女性的暴力、性攻击或强迫性交的结果，造成的磨损和裂伤增加了她们感染艾滋病的机会。 拐卖的国际定义与中国的《刑法》比较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2000年联合国第五十五届大会通过 宗旨： a)预防和打击人口犯罪，特别是贩运妇女和儿童； b)在充分尊重其人权的情况下保护和帮助此种贩运活动的被害人； c)为实现上述目标而促进缔约国之间的合作。 国际社会对拐卖的定义 过程：将人从一地运输、转移、容留、雇佣和接收到另一地； 失去控制：通过暴力和暴力威胁、诱拐、欺诈/欺骗、没收身份证等手段 ； 结果： 性剥削，童工，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等。 对18岁以下儿童的绝对保护 受害人的 “自愿”不影响对拐卖的定罪。 中国《刑法》的有关条款 拐卖定义：“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刑法》240款。 结果：人身伤害（232款），暴力强制侮辱妇女（237款），组织和强迫他人卖淫（358款），引诱、容留、介绍卖淫（359款），强迫职工劳动（226款），强迫工人违章冒险作业（134款）。 中国对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法律保护 童工问题没有明确，儿童的年龄没有明确（14岁，16-18岁， 未成年人），18岁以下没有被强调。 妇女/儿童“自愿”被剥削，构不构成拐卖？ 如何理解剥削？缺乏对性剥削和劳动剥削的界定。 法律规定侧重打击犯罪，对如何预防拐卖和帮助受害人没有规定。 在跨境拐卖中，对“非法出境”和“拐卖受害者”之间没有界定。 有关拐卖的条款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条文中，没有一部统一的《反拐卖法》规范不同的拐卖形式、负责的结构等。 防拐——社会治理问题的提出 一、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人口流动频繁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特征，拐卖是“人流”中的污泥浊水。 拐卖妇女儿童的丑恶现象发生在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地区之间，严重侵犯了妇女儿童的权利。 打击、遏制拐卖成为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的行动。 拐卖犯罪在局部地区仍呈上升趋势，说明社会上仍存在拐卖赖以滋生的土壤和机制。 拐卖与现存的民族、社会阶层、社会性别不平等以及相关的意识、制度、社会控制体系等方面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现象。 民间社会的弱小：自组织资源匮乏，不足以独立构筑一个自主的公域；缺乏合理的约束、自律、契约和法治精神，导致市场力量的不当发展，出现治理危机，进而挤压和毁坏了公域及公众利益。 拐卖现象的出现，正是社区治理危机的表现，也是社会资源配制和社会控制体系方面，政府和市场失效的表现。 三、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与妇女儿童在拐卖中的脆弱性 在国家、社区、市场和家庭，妇女儿童仍处于从属、边缘的地位。 在传统的性别观念和相关的制度因素、经济贫困的推力和市场经济/利益的拉力交错影响和作用下，妇女儿童的权利往往更容易被忽视，成为易受伤害的群体。 思考： 在多部门合作社区防拐项目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 如何构建社区防拐的理论框架，并将其转化为实践上可操作的干预？ 社区治理在预防拐卖及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 怎样改变妇女儿童在拐卖中的脆弱性？可开展哪些参与性的行动干预？ 赋权与妇女赋权 赋权：指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空间重新获得权力的过程。就是要增加弱势/目标人群影响与其生活相关的决策权力，从而真正受益。它不仅是一个理念，也是一个战略。 妇女赋权：使妇女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地位，平等参与发展过程，从而与男人在平等的基础上控制各种资源和社会活动空间。 Enter content 1 3 4 妇女儿童被拐卖的现状与趋势 推动拐卖妇女儿童的社会因素 拐卖妇女儿童的有关法律规定 解决拐卖妇女儿童的有效办法 妇女儿童被拐卖的现状与趋势 . 妇女儿童被拐卖的现状与趋势 妇女儿童被拐卖的概况： 2000年，5-14岁的儿童有2.11亿，约有18%在从事“经济活动”，其中60%（1.27亿)以上是亚太地区国家的儿童,占该地区同龄儿童的1/5。 2000年，全球5-17岁的童工有2.455亿。1.705亿从事危险工作的童工中有6050万处于5-11岁之间。还往往低估了女童工（18岁以下）的数量。 全球约有120万儿童被拐卖，其中约有25万是亚太地区国家的儿童。 湄公河流域每年约有10万妇女儿童被拐卖。 在中国，公安机关每年侦破拐卖案件万余件，解救妇女儿童万余名。 云南省妇女儿童被拐卖概况 2001年至2004年，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