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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士不遇」到「歸去來」 ─試論兩漢辭賦對京城的趨附與偏離 廖國棟 成功大學中文系 一、前 言 許慎《說文解字》云：「士，事也。」段玉裁《注》云：「凡能事其事者稱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由是觀之，就「士」的本義而言，基本上是以出仕任事為其本職。在周代封建體制中，「士」是最基層的貴族，其身分地位是世襲的，他接受一定的知識訓練，出仕任事是其權力，也是義務。這時的「士」，無所謂「遇」與「不遇」的問題。春秋之後，禮壞樂崩，隨著封建體制的崩潰，平民知識階層興起，原來世襲且具氏族性的君臣關係，發展成為游動且具個人性的君臣關係，「士」從固定位階游離出來，成了「游士」。一方面，「士」失去了基層地位的生活保障，但另一方面則因擺脫封建的拘束，得到了相當的自由。此外，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需才孔急，「朝為布衣，夕為卿相」更激勵了傑出的庶人知識分子蜂湧而出。「士」不再是低層的貴族，而是「知識分子」階層的稱謂。此時的「士」，群英薈萃，百家爭鳴，主導著時代的脈動。「六國之士，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喪」（王充《論衡?效力》），這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他們得以游走諸侯之間，尋找知遇之主，以求見用。諸侯固然可以從游士中選擇所要的人才，然而游士相對地也可以選擇所想依託的明主，因此無論最終的結果是「遇」或是「不遇」，游士擁有相當寬闊的空間任其揮灑，而這正是漢代一統帝國之下的「士」夢寐難求的舞臺！ 二、文學侍臣之哀傷 大漢帝國結束了中國長期以來紛亂的政局，隨著中央集權的逐漸穩固，漢代的士人失去了「游」的環境，皇帝是他們唯一效忠的對象，京城是帝國權力核心的所在地，漢代的士人，無論是懷抱濟世宏願的志士仁人，或是追求榮華富貴的利祿之士，京城是他們仕途的終極目標，唯有擠入京城的權力核心，才有希望得到天子的恩寵，獲得權位，志士仁人藉此行道濟世，利祿之徒則靠它享受榮華富貴。辭賦是漢代文學之所勝，在漢賦兩大系列的賦作中，皆可發現或隱或顯的京城情結。 就表現才知深美、體物騁辭的賦作而言，以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及張衡等描述京殿苑獵的賦作為典範。其中司馬相如更是將這一系列發揮到極致的典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 司馬相如……事孝景帝，……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悅之，因病免，客游梁。……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 這裡記載一個值得注意的消息：相如起先事景帝，由於景帝不好辭賦，相如自知想擠入權力核心的希望是渺茫的，梁孝王來朝帶給相如一個機會，既然無法擠入帝國中央的權力核心，那就設法擠入另一個侯國的權力核心吧！必須說明的是：帝國初建，削藩政策尚未成功實施之前，劉氏諸王如吳王濞、梁孝王、淮南王、河間獻王等，皆招致四方游士以擴張其實力，這時的場景彷彿回到戰國的舞臺。相如的投靠梁孝王，也有些類似戰國游士的擇主而仕。〈子虛賦〉的創作可視為相如擠入梁國權力核心的頌讚。孝王卒後，相如失去依靠，過了一段貧困的日子，幸好透過友人楊得意的幫忙，得以晉見武帝，進呈曠世名篇〈天子游獵賦〉，如願以償地踏進京城。他為帝國寫下壯麗的賦篇，熱情歌頌帝國鼎盛的國力，賦作雖然採取「苞括宇宙、總覽人物」的設計，但是描述的中心最後回歸京城，凸顯的人物則是帝國權力核心的主宰──天子。就創作動機而言，此賦本是作者設法擠入京城權力核心的敲門磚，它唯一的目的就是滿足武帝睥睨天下的雄心壯志及自負心理，用以博取龍心大悅。至於曲終奏雅，「歸之以節儉」云云，恐是餘事耳。相如成功地成為武帝的文學侍從之後，也曾努力創作〈哀二世賦〉、〈大人賦〉等諷諫武帝的賦篇，試圖發揮一點知識分子的責任，但並沒有收到效果，據〈司馬相如列傳〉的記載，武帝讀〈大人賦〉之後，「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武帝的大悅，對相如來說，毋寧是莫大的挫折，這不是個案，而是兩漢文學侍從之臣共同的際遇與無奈： 朔嘗至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漢書?東方朔傳》） 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得尊官。（《漢書?枚皋傳》） 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蓄之。（《漢書?嚴助傳》） 身為一個知識分子，卻被視為俳優，是件多麼難堪的事！如果他的辭賦創作僅是為了謀食，內心的挫折與屈辱感也許會減輕一些。如果他仍懷抱知識分子的理想，恐怕是不會贊同宣帝為淪為「娛樂」事業的辭賦所作的辯護： 上令褒與張子僑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