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教育演进评析.docVIP

我国近代以来公民教育演进评析 ——以公民教育课程发展为例 2004级课程与教学系 郑建芸 摘 要：本文以我国公民教育课程发展为例，在大致梳理了中国20世纪以来公民教育发展历程，从课程目的、课程方式和课程内容三个方面对我们公民教育发展变化进行分析和评价。笔者认为，中国公民教育的发展沿着一个借鉴、轻视、重新关注和强调的一个发展历程演变而来。 关键词：公民 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课程 演进 一、我国近代以来公民教育发展历程研究的意义 （一）研究缘起 基础教育阶段是形成青少年知识、态度、技能的关键时期，各国无不把培养合格公民看作是基础教育的首要目标，并通过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或完备的公民教育体系实现。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公民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所需公民资质的要求愈来愈高，而全社会普遍存在公民意识淡漠、社会公德意识不足以及参与技能较低等问题。并且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中国迫切需要寻求近代国家的再构造，既要维护本国与本土文化的主体性(identity)，又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弘扬公民意识，奠定现代化建设的心理和文化基础，朝向国际化方向进展。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我国学校教育长期以来对公民教育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公民教育在我国教育研究中很少提及。在此背景下，理清公民教育在中国的演进，为当前的公民教育提供一些理论的依据，颇具现实意义。 （二）研究综述 1、建国前公民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在我国,早在奴隶制时代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制度和观念,封建社会对此又给予了强化。在封建君主主宰一切的时代,只有臣民、子民或草民而无公民,自然也无公民意识和公民教育可言。 辛亥革命后,公民意识的产生有了一定的条件,梁启超先生和蔡元培先生是我国公民教育研究的先行者。1902至1903年间，梁启超先生撰写了《新民说》，全面探讨了国民性改造问题，形成了系统的新民学说。梁启超对于“新民”有许多解释，但从本义上讲，就是全面改造中国国民在几千年的专制社会里形成的国民性的缺陷，诸如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团结力之相差等等，使之成为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的新型国民。梁启超的《新民说》不仅提出“新民”的概念，而且对“新民”的本质属性也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对如何通过教育的有效途径造就一代“新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他所认为的理想“新民”应具有的人格特质达十几种之多，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义务思想、政治能力、进取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品质。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先生于1912年2月10日在《教育杂志》发表《新教育意见》一文，主张对清末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加以修正，改为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后来蔡元培先生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中谈及新教育之方针时，更主张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而公民道德之要旨在于“自由”、“平等”、“博爱”。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并未从根本上脱离封建专制的巢臼,公民教育亦不可能付诸实施。 新文化运动之后,民主共和、法制精神开始在广大民众的思想意识中安营扎寨,加上凯兴斯坦纳等的公民教育思想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的传播对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到1922年壬戌学制公布之后,作为独立学科的“公民科”及其课程标准的产生,学校生活中公民训练的广泛开展,才标志着我国的学校公民教育正式发展起来。早期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宪政原则,中华民国之组织,经济生活,社会问题,国际关系以及道德问题等,以后公民教育的内容大致以此为框架。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的紊乱无序,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国家制度始终未能建立,无论教育作出何种努力,公民教育至多也只能是一种道德与社会性教育的尝试。 2、建国之后公民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停开公民课。80年代后，公民教育的理念在我国大陆地区再次悄然兴起。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发表论文，重申公民教育的意义，指出基础教育主要是公民素质教育，并对公民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198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提出在初中一年级实施道德、民主和法制、纪律教育，中心是讲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使学生懂得社会主义公民必须遵守的准则。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教学大纲和多种实验课本，并与1989年秋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实验教学大纲(初稿)》规定，公民课要“使学生懂得做一个社会主义公民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社会生活准则;逐步培养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德品质及高尚的审美情趣和劳动观念;逐步树立社会主义的法制观念和自觉的纪律观念，养成遵纪守法、遵守民主集中制的良好行为习惯;具有初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