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ST’指数特困妇女家庭女性户主贫困测度.docVIP

基于SST指数特困妇女家庭女性户主贫困测度?? 　　摘要： 由于性别差异，妇女在资源和福利的获取上常处于不利地位，折射至贫困人口中，则呈现贫困女性化的特征，且该趋势令人堪忧。因而，将性别意识纳入扶贫工作中显得尤为必要。基于2014年福建省妇女联合会普查所获取的特困妇女家庭统计数据，通过综合运用改进后的SST指数、贫困发生率指数、平均贫困差距率指数与总人口贫困差距率的基尼系数，以宁德地区为例，从贫困的广度、深度以及差异程度等不同的方面来挖掘并分析特困妇女家庭女性户主的贫困状况及特征，并从女性扶贫角度提出精准扶贫的策略及可持续性帮扶措施，为女性扶贫工作的切入提供思路 关键词：SST指数；特困妇女家庭；女性户主；贫困测度 中图分类号： C913.68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17HJ2mm〗 一、前言 长期以来，贫困是制约各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痼疾。尽管我国各级各地政府一直致力于扶贫工作的实施与深入，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2014年国务院扶贫办仍表示，中国贫困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贫困程度比较深。按照国内标准，到2013年底中国贫困人口还有8200多万，而如果参照国际标准，则还有两亿多人[1]。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贫困的性别特征――即贫困女性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早在1995年，“妇女与贫困”就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被确认为12个重大关切领域之一[2]。2015年的全球妇女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在全球近8亿贫困人口中，一半以上是妇女，她们仍面临着男女权利、机会、资源分配不平等等问题[3]。由于传统观念、历史因素及女性特殊的生理特征影响，女性在经济活动、政治参与、教育培训、人际交往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因而对于贫困女性的帮扶与救助成为扶贫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 目前学界在妇女贫困方面的研究多是将其看作贫困问题的一部分，研究视角大多基于宏观的贫困理论研究或测度研究，辅之以社会性别视角、人力资本视角、社会资本视角等进行相关社会学分析。吴洪洛和范佐来从性别视角，分析了农村妇女生存状态贫困和网络资本贫困的现状与成因，提出建构融入性别视角的反贫困机制[4]。段塔丽通过对西部农村贫困妇女生存环境的剖析，指出不可忽视网络资本匮乏的致因[5]。也有部分学者对女性贫困群体进行分类，从中选取具有区域性或地域特征的部分贫困女性，诸如少数民族妇女、离异妇女、老年妇女等，对其贫困状况进行相关调查研究。马东平从收入贫困、参与社会发展能力“贫困”、家庭和社会地位“贫困”、生存健康“贫困”和主体性缺失下的“贫困”五个维度深入剖析了少数民族妇女贫困[6]。徐静莉将着眼点置于离婚制度及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中缺乏对离婚女性尤其是以离婚女性为户主的贫困家庭的关注和援助，提出以修正现行法律保护离婚女性权益上的制度缺陷来最大限度地减缓和消除离婚女性的贫困化问题[7]。由于目前我国缺少专门、全面的针对贫困妇女或妇女贫困方面的统计资料，对于女性贫困的测度与分析的精准度与详实程度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本文基于对福建省特困妇女家庭的摸底调研数据，从中选取宁德地区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使用SST指数对其贫困程度进行有效测算，以期能够有针对性地了解宁德地区特困妇女家庭中女性户主的贫困特征，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女性户主贫困测度指数选取说明 世界银行在2005年指出，在有关贫困测度的研究中，各国比较常用的指数有用于描述贫困发生率的H指数、描述贫困差距率的I指数、描述平方贫困距指数F2以及SST指数[8]。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地区发展差异较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人口流动频繁且数量巨大等特殊的国情状况，有学者通过对各个贫困指数特征的挖掘，认为就现阶段中国而言，贫困指数应从内容上反映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出于认知和实际操作层面的考虑，其数理解释应尽量简单直观且数据的可获得性要强；政策上易于反贫困政策的实施及评估且贫困指数应当具有可比较性等。综合以上要求，学者们认为H指数、I指数、平方贫困距指数F2、SST指数和HPI指数对当前中国较为适用[9] 虽然H指数和I指数最为简单直观，使用最为频繁，但是由于H指数对于穷人的收入分布不敏感，无法反映贫困的深度和强度；I指数对贫困人口数量规模不敏感且无法反映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转移；SST指数的直觉感较差[9]。针对以上缺陷以及问卷数据指标获得性状况的考量，本文最终选取了SST指数进行宁德地区女性户主贫困测量，可以有效弥补以上三种指数的不足 （一）贫困发生率、平均贫困差距率和S指数 其中Xp的元素按非递增顺序排列。徐宽和Osberg（2001）根据其中所隐含的基尼社会福利函数，将S指数简化为： 由此可见，S指数可以看作是贫困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