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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诉方式等机制改革完善[关键词]未成年人;案件;改革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不断上升趋势。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如何处罚,不仅关系到少年犯的前途,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其意义远远超出事件本身。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法学理论界一直把审判机关的活动作为研究的重点,探讨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条件,怎样从轻或减轻处罚,却很少触及检察机关如何适用不起诉权。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不起诉有三种情形:绝对不起诉(无罪不起诉)、存疑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相对不起诉(轻罪不起诉)。所谓相对不起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笔者认为,对部分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相对不起诉,具有较好的社会效果。在本文中,笔者拟就未成年人犯罪相对不起诉谈谈自己的浅显看法。 一、加大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相对不起诉力度的必要性 1.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体现出从轻的特点,是世界法制社会发展必然趋势。我国坚持并在世界上首先明确倡导了综合治理犯罪问题和整个社会治安问题的方针,针对由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所制约和影响而产生的加剧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我国更是强调应当采取综合治理的对策。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无疑是整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宏伟工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工程。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中,正确适当的刑事治理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因此,要认真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及其处罚,甚至未成年人的年龄差别也应体现在处罚轻重上。世界上有的国家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例如,1974年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中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少年)犯罪,最高刑为10年监禁,而已满十八岁不满二十一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最高刑为15年监禁。再如,1956年泰国刑法第七十五条和七十六条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二十岁的未成年人犯罪,都减轻处罚,但对已满十四岁不满十七岁者要比已满十七岁不满二十岁者减轻的幅度大。我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一贯实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根据刑罚与罪责相适应的原则和刑罚目的的要求,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上贯彻了从宽对待的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又具体化为两条重要的处理原则:一是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不适用死刑的原则;二是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从宽处罚的原则。 2.更有利于改造和教育犯罪的未成年人,而且也充分体现诉讼经济的原则。笔者认为,将未成人犯轻罪的案件交付法院审判的做法,不能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主义的原则,相反,还会带来些负面的影响。主要有:(1)不利于少年犯的教育改造。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不完备,可塑性较强,如果将其投入监禁机关,就会使他们脱离社会,不能接受家庭和学校的正常教育,他们会觉得被社会遗弃了,久而久之,便会产生“破罐破摔”、仇视社会的情绪。况且,如果教育措施不得力,还会“交叉感染”,本身的恶习尚未得到矫正,又学到其他少年的不良习性。(2)不利于少年犯的日后发展。虽然,法院在未成年人案件的开庭程序中,有一特殊的教育程序,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但是,作为未成年人来讲,在审判过程中的精神压力是巨大的,尤其是一旦法院对其定罪,即使是免刑、缓刑,对其及其家庭将会带来很长时间的消极影响。(3)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把一些属于刑诉法规定,本可以由检察机关审结的案件起诉到审判机关,无疑会增加许多工作量,就不能体现司法效率原则。 3.我国现在法律制度足以保证相对不起诉的健康适用。相对不起诉其本质,就是对本已符合起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但检察机关为了求得刑事追诉的最佳目的和最佳合理性,仍然可以根据法律赋予的一定自由裁量权,而决定不起诉。但从司法实践一些情况看,目前相对不起诉的适用率极低,许多省市控制在4%、5%左右,相当多的检察院实际适用率连1%都不到,甚至有的检察院根本就没有适用过。应当说是检察人员执法理念存在一些偏差,造成一些案件应当适用相对不起诉而没有适用。由于相对不起诉不仅具有诉讼程序的效力,而且从实体上讲,它是一种无罪的处理决定,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往往担心适用相对不起诉可能会放纵罪犯,所以宁愿将案件起诉到法院,也不愿作相对不起诉的处理决定,以确保对犯罪分子惩罚的“万无一失”。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传统的强烈追究惩罚犯罪,而忽视人权保障的指导思想的遗留,是与当今世界各国注重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历史潮流相违背的。此外,在司法实践中,上级检察机关为了防止滥用相对不起诉,人为地设置相对不起诉的适用率,并且在刑事诉讼法之外,各地方各自规定了严格的适用程序和适用条件。如在程序上,除了提交本院检察委员会讨论之外,还需向上一级检察院进行汇报等等;如在适用的条件上,规定了共同犯罪的同案犯罪嫌疑人不得不起诉;被害人不同意的不得不起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