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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补偿：生态绩效、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 　　摘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实施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估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于完善下一期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利用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三个旗县的470户牧户样本数据，从生态绩效、收入影响、政策满意度三个方面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即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进行了评估。生态绩效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草原利用方式更趋合理，平均牲畜超载率下降明显，但超载过牧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样本调研旗县2011-2014年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42%，总体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收入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平均每户理论收入影响为-8 607元，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5%；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6 686元，牧民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不只是单纯标准偏低的问题，同时也有标准差别化问题，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做出调整。政策满意度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为57%，其中陈巴尔虎旗的政策满意度最高，为87%；四子王旗其次，为62-63%；阿拉善左旗最低，为18-32%。政策满意度与实际收入影响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政策满意度越高。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政策满意度越高，并不意味着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就越好，政策满意度越高，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但生态效果可能不佳。 　　关键词草原生态补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生态绩效；收入影响；政策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1-0165-12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1.022 　　2011年6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草原牧区实行“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发展方针，要求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从2011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拿出136亿元（后增加到150亿元）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宁夏、云南等省份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中国草原生态补偿有两个项目，一是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退牧还草”工程，二是从2011年开始实施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011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这项重大政策出台之后，退牧还草工程做出了调整，使其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相适应。本研究中的草原生态补偿就是指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2015年4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严格落实禁牧休牧制度和草畜平衡制度，加大退牧还草力度，继续实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周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估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于完善下一期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中国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已有的文献就草原生态补偿的必要性、补偿原则、补偿主体、补偿资金来源、补偿标准以及补偿方式进行了很好的论述[1-6]，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超载过牧的解释框架下，生计和环境关系是草原生态环境政策的中心议题。评价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存在两个维度，一是草原生态保护，二是牧民生计。关于草原生态补偿实施的生态效果，刘爱军通过研究指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以后，草原植被总体好转，禁牧措施的生态效果显著，草原覆盖度提高、生物量增加，草畜平衡措施达到了减轻草地放牧压力的效果[7]。关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草原监测与实施效果评价方法，张新跃等建议运用“3S” 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采取地面调查与遥感监测相结合的方法[8]。随着2011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实施，一些学者和政府部门指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草原生态补偿标准普遍偏低、部分禁牧区草场退化、禁牧区牧民生活无依靠、禁牧区违禁放牧、草畜平衡区未能完全减畜、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未能考虑超载程度的差异、草原生态补偿的监管呈现弱监管的特性、牧区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7，9-13]。这些发现表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对牧民的生产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并且牧民在实践中不遵守政策规定的现象较为普遍。韦惠兰等人指出政府要生态与牧民要生计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激励不相容[14]，王曙光等人指出兼顾生态保护与反贫困的双重目标是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长期实施的必要保障[15]。关于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满意度，不同学者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发现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满意度分别为31%[16]、79%[17]、29%[18]，不同地区政策满意度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