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人身份归属与知识权益.docVIP

民间艺人的身份归属与知识权益?? 　　摘要：民间艺术的传承及承载主体――民间艺人――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但在现有司法程序中，往往因为无法确定具体的权利人而导致权益归属模糊。同时，民间艺人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身份地位低及话语权缺失的现实，也极大地影响了公民对于民间艺术知识产权的认知程度。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度的出台预示着政府对民间艺人文化贡献的官方认可，但对于民间艺人群体而言，能获得经济补助的仅仅只是极少数。在发现民间艺人的现有采风制度中，存在着发现者（采风者）与民间艺人之间关系失衡问题。从知识产权法的角度来看，发现者对作品的占有只是对其物态形式的拥有，并不享有其著作权，但这些作品往往成为发现者随意处理的私物，从而构成事实上的侵权。传统手工艺衍生品市场需要逐步培育，应该在商业和知识产权保护规范的基础上，对传统手工艺资源进行宣传和保护。建立相应的传统手工艺衍生品付费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贫弱的民间手工艺人以帮扶 自1960年代起，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原住民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问题，民间艺术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被涉及，并借此提出了相关的知识产权议题，逐渐引起了各国政府、公益机构、民间组织及学术界的关注。虽然中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研究上相对滞后，但就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等传统资源而言，基本与国际同步，并于1990年代开展了相关研究 从非遗保护工作的性质来看，民间艺术的传承及承载主体――民间艺人――理应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但在现有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因为无法确定具体的权利人而导致权益归属模糊。同时，民间艺人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身份地位低及话语权缺失的现实，也极大地影响了公民对于民间艺术知识产权的认知程度。而且，目前的理论研究也未能就该话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对作品与知识产权保护之关系的探讨上 作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杰出中国民间艺术大师”，库淑兰在由封闭的乡土空间逐渐走向公众视野的过程中，其剪纸作品及人生故事被一再演绎和关注。笔者认为，除了库淑兰剪纸作品的本身价值之外，由其人生遭际和作品传播所交织生成的“库淑兰现象”，更能从不同角度印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复杂性，期望引起当下社会的反思 自19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库淑兰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作品的美术分析方面，尚未见有从知识权益角度所做的探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民间艺人不仅是其知识资源的活态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生态的核心体现。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资源已越来越脱离原本的乡土空间，而进入到他文化的消费语境之中。鉴于此，本文拟以库淑兰及其剪纸作品为个案，基于民间艺术文化生态的新视角，从知识权益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民间艺人――的身份归属与权益进行探讨，以供学界参考 一、身份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机制属性 传承人制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这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艺人的关系所决定的。尽管目前传承人所享受的津贴补助与体制内的美术工作者仍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在此之前，民间艺人一直游离于政府利益机制之外 在我国，民间艺人的主体是农民和城镇手艺人。当代著名美术教育家靳之林将以农耕为主业、手工技艺为副业的人员称为“能手”，而非艺人[1]。意思是说，依靠土地而非完全以出卖手艺为生的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间艺人”，他们的技艺和作品大多是为自身或所属特定群落的生活自需而存在的。所以，在一定的社会体制中，此类艺术群体与体制内的主流美术家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农民生活的相对封闭性及其生产的目的性，使其与主流文化和政治形态具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将人民大众分为农户和非农户的二分法，使得民间艺术的创作群体一直游离于文化艺术的边缘地带。那么，那些生活在乡村空间之中的艺术能手，其所创作的作品是否具有社会价值？其界定标准又是什么？都值得我们重新思索 在传统的乡民生活中，剪纸创作大多是针对自己的民俗生活所需，在特定的相对集中的时间内所进行的艺术劳动。但是，库淑兰经过当时文化馆干部的引导，其剪纸作品突破了传统的剪纸艺术形式和功能。换句话说，库淑兰的剪纸作品不仅用于狭小的乡民生活空间，还把自己的人生感受和生活故事转化为艺术图像，供自己乡俗文化圈之外的文化消费所用（见图1）。那么，她与体制内的美术家的区别在哪里呢？仅仅只是社会身份的区别吗？ 在有生之年，库淑兰因为痴迷于剪纸，有时会忘记做饭，被丈夫殴打并砸锅予以惩罚，县文化馆的干部曾出资为其购买锅灶，这件事被库淑兰编成歌谣唱到：“库淑兰做这剪纸，实为她的身和口来么先。”剪纸能换来国家干部为她买锅，内心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同时也令人内心五味杂陈。作为由联合国认定的民间艺术大师，库淑兰一直生活窘迫，居无定所。其去世前夕，陕西省创建文化先进县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曾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