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地域文化的特质与现代转化.doc

惠州地域文化的特质与现代转化 中共惠州市委宣传部课题组 课题组组长：蒋勤国（中共惠州市委宣传部）。 课题组成员：王启鹏（《惠州学院学报》编辑部）、邹永祥（惠城区地方志办公室）、吴定球（惠阳市物业集团实业发展公司）、林慧文（惠城区文联）。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文化的力量，不仅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而且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对一个城市而言，如果说经济是实力所在，那么文化则是魅力所在。作为岭南历史文化名城，惠州正在全力创建文明城市和建设经济强市，着力打造文化新城、文化名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惠州建成文化大市，必须增强城市的人文底蕴，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立足惠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挖掘惠州丰厚的地域文化资源和绵延数千年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健康有益的养分，实现地域文化的现代转化，对于惠州创建文明城市和提升城市形象，对于为惠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惠州地域文化的形成 地域文化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它以广义的文化领域为研究对象，探讨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文化区域的地理特征、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以及人的行为系统（包括民俗、宗教信仰、生产方式、文艺艺术等）。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归结于两种因素的影响：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社会结构。“地域文化”中的“地域”概念，通常是指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但由于漫长的历史变迁，其严格的地理学意义逐渐淡化，只取其大概的所在地区。如“齐鲁”概指山东，“关东”泛称“东北”等。立足于地域文化的研究视角，为便于概括和展开论述起见，我们对惠州地域文化探讨的“地域”空间以目前惠州市所辖惠城区、惠阳市、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大亚湾区为主，兼涉与之毗邻、关系渊远的海丰及龙川等东江上游地区。 （一）惠州历史沿革简述 惠州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东江下游，珠江三角洲北端。北回归线穿过市境。考古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惠州地区已有人类活动。《方舆纪要》称惠州“控潮海之襟要，壮广南之辅，大海横陈，群山拥后，诚岭南之名郡也。”“岭南名郡”之称由此得来。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建于府前的牌坊则称惠州为“岭东雄郡”。 据史料记载，惠州春秋时期属百越。战国时期傅罗（今博罗）曾建立过“缚娄”小国。秦汉时属南海郡傅罗县。三国东吴占岭南之后，于甘露元年（256年）改傅罗为博罗（傅罗之后沿用至今），并另划包括今惠城区在内的一些地方建欣乐县。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年）从南海郡中析出东官郡，欣乐县归其管辖。南北朝时，梁天监二年（503年）改东官郡为梁化郡（郡治在今惠东县梁化镇）。祯明二年（588年）梁化郡辖下的欣乐县又改为归善县。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废梁化郡设立循州总管府，统领循、潮二州事，府治在今惠城区。这是惠州成为府治的开始。从此，惠州成为东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唐贞观二年（628年），循州总管府称循州。唐亡后，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今广东境内为南汉王国。乾亨元年（917年），当时的统治者迁循州于龙川，并于原循州地设立祯州，管辖原循州辖县。这便是惠州史称祯州的由来。宋天禧五年（1021年），为避太子赵祯讳，改祯州为惠州。惠州之名由此而起。从此以后，惠州一直是州级府治，且行政范围逐渐扩大，到明朝崇祯六年（1633年），惠州府辖区为10县一州。清代基本沿袭明代惠州府的建制。 民国时期，惠州先后隶属东江行政委员公署、东江行政公署等。1926年，革命政府统一广东，惠州在广东革命政府的管辖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惠州的行政区划多次发生重大变更。198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原惠阳地区，并将原辖区一分为四，设立惠州、河源、东莞、汕尾4个地级市。原惠州市改为惠城区。惠州市辖惠城区、惠阳市（后又析出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 （二）惠州地域文化形成诸要素 文化是由自然、社会、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经长期的渗透、融合作用形成的。地域文化的形成也不例外。爬梳剔抉，我们认为，制约和形成惠州地域文化的主要是七大要素： 1、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基础，也是形成地域文化差异的首要因素。惠州地貌类型多样，西南部以低丘平原为主，且多分布于沿江沿海一带。南邻南海大亚湾。中北部岭谷交错，罗浮山、南昆山、象头山、莲花山脉主峰海拔皆逾千米。东江、西枝江及龙门河横贯境内。地处低温度，北回归线横穿全市，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润的气候，海洋文化敢于冒险、勇于开拓的拼搏进取精神，江河文化顺势应变的特点，大山文化质朴俭实的精神，浸染、影响着当地居民的性情和民俗民风。 2、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