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电大 金融电大作业.docVIP

　　我国国有银行并没有一些人说的那样“糟”。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专业银行转轨而来的。我们承认，由于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国有银行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不适应。但是经过这许多年的“历练”，国有银行无论从管理上还是从人才上，无论从新产品开发还是电子化建设上都有了一个巨大进步。　　银行业规模越大，调度资金的空间就越大，应对支付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就越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网点优势、网络优势以及人才优势，是许多股份制银行无法比拟的。因此，为了回应“贱卖论”，为了佐证国有银行没有被贱卖，夸大国有银行过去存在的问题，甚至把国有银行的过去说得一无是处并不足取。 　金融企业引入外资，容易造成中国经济控制权的丧失，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国外资本(外资)入股中国金融企业，除了追逐利润这一资本的本质特性外，其更长远的目标是要控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最终达到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从而瓜分中国的经济资源及其所创造的财富。汇丰银行一位高管仰望浦东的交银大厦说道：“交银大厦不久将要更名为汇丰银行大厦。”悄悄地控股平安保险，平稳地笑纳交行的控股权，再择机控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最后完成在中国设立金融控股集团的布局。这就是汇丰等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战略。 %银行改革中，中行、交行、建行、工行正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到境外上市。关于“国有银行是否贱卖”的话题也渐渐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通过最近的学习，我认为：简单地把战略引资时的成交价与上市时的发行价进行比较，容易得出有误导性的结论。首先，引进战略投资者一般都经过了艰苦的谈判过程。我们往往只看到国有银行的优势，忽视了其自身也有很大的劣势。几大国有银行目前庞大的销售网络和客户群、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关键时候的国家支持，构成了我们谈判时的要价筹码；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有法律关于外资持股银行比例的限制、行政干预经营、国有银行高管的政府任命方式以及国有银行较差的经营现状和较低的盈利能力，也成为了国际战略投资者要求降价的依据。所谓的国有银行卖出的“低价”，也是经过中外双方多轮拉锯式的谈判，参照上述优劣势因素所谈出的一个均衡价格。几大银行谈判过程都很艰难，外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蜂拥而入，希望参资国有银行。长期以来，境外投资者对我国的银行体系一直没有信心。2005年3月，中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天，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市值便下跌了17亿美元，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其次，战略投资均成交在IPO之前，国际市场上的惯例是，凡对非上市公司的投资都要低于同类的上市公司。而且更重要的是，战略投资本身为银行IPO铺平了道路，引入国际知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提升引资企业形象和市场价值，也增加了公众投资人的信心，确保IPO圆满成功。同时与一般公众投资者不同的是，战略投资者往往要承诺较长的股票锁定期（目前银监会规定战略投资者锁定期至少为三年）并承诺竞争回避。这就承担了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在价格上也理应对这些风险予以补偿。 7 第三，国际战略投资者不但帮助国有银行取得了较高的IPO定价，带来立即的 溢价效应”，而且更重要的是，未来还能通过其品牌，专业经验和技术转移，具体业务合作等渠道，在风险控制、产品开发、公司治理等诸多方面帮助增加国有银行的长期价值。战略投资者只有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进入，才能合理分享这些长期价值。7 O: X, V$ `9 n v7 L ` 第四，交行和建行IPO发行价较高以及后市交易的表现良好，很大部分原因是发行的时机不错。目前，亚洲银行股票板块的交易价格数倍于近年来的最高位，尤其是目前中国国有银行股价相对估值非常高。三家香港上市的中资银行目前平均市净率在2倍以上，远高于亚洲（1.48倍）和欧洲的平均水平（1.70 倍）。众所周知，资本市场股票价格波动性极大，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目前国有银行的较高股价视为长期的均衡价格，并以此作为评判战略引资价格是否合理的标准。总之，国际战略投资者为国有银行带来了明显的短期利益和中长期的潜在“增值”效应，所以战略投资者通过较低的进入价格以分享部分未来“溢价”，是合情合理的“公平买卖”，并无所谓国有资产“贱卖”问题。更何况，因为较长的投资锁定期，国际战略投资者只是账面上得利而已，并不能立即套现，国际战略投资者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继续承担着中国作为一个转轨经济中的固有宏观经济周期风险、银行体系的特殊政策风险、国有银行机构的各种经营风险和股票市场波动的风险。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国有银行的大股东--汇金和财政部--在交行和建行等机构所持股份的“市场价值”已经大大高于原来注资时的投资成本，获得了最大份额的回报。这是一个理想的“双赢”结果，符合我国的最佳利益。 　 　　在金融犹如国防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