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ppt

科斯仅仅说：I did not originate the phrase, the“Coase Theorem,” nor its precise formulation, both of which we owe to Stigler.　 　 这段话可以译成这样的中文：“我没有创造过‘科斯定理’这个概念，更没有给‘科斯定理’下过精确的定义，这两者都要归功于斯蒂格勒”先生。 其实，真正懂得科斯定理的恐怕只有二个人。 　　 一个是科斯本人，但他拒绝解释。 　　 第二个人是井蛙四郎。他说：“科斯寂寞得太久了，因而也就终于‘悟道’了：要想成功，就不能像年轻时候那样，把文章写得太明确；就要多绕弯子，多弄点病句，多说点半生不熟的术语。终于，《社会成本问题》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律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无论出自本人的真诚拒绝，还是来自他人的理性批评，那都无济于事，全世界的经济学、法学著作都在大谈科斯定理，甚至文学家们也用上了科斯定理。这就是时代，病句走大运的时代。 例：被动吸烟的经济学 被动吸烟或“吸二手烟”是一种典型的外部效应问题，同时也是一种低效的资源配置状态，因为吸烟者不但自我污染，而且也增加了别人的负担。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政府颁布禁烟法规是一种解决办法，而用明晰产权的办法似乎更加合理。如果不吸烟者被赋予权利，那么受到污染后就可以索赔，这样吸烟者就必须将外部效应看作是一项成本。他们也可以花钱将这一权利买下来，但这同样地增加了成本。与政府颁布法令相比，明晰产权后决策权交给了决策者个人。 例：公地的悲剧 近年来，我国不少牧区出现过度放牧而导致草场无法维持正常的再生，以致牧民的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为什么牧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鄂尔多斯羊绒衫与西北草地沙化） 如果一个牧场由100户牧民共同拥有，假定最佳放牧数量为每户50头牛。当其中一户牧民将放牧的数量增加到55头牛时，将会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但这户牧民得到了所增加放牧5头牛的全部收益，而其受到的损失仅仅为全部损失的1/100。因此，这必然刺激大家增加放牧的数量。当所有人都这样做时，社会资源就处于低效配置状态。 上述问题就是经济学中所谓“公地的悲剧”的一种典型。公共物品是一种特殊的与外部性相关的物品，公共资源都面临着过度使用的结局。 明晰产权对外部效应及公地悲剧是一重要解决途径。 污染的治理：排放标准与排放费的比较 排放标准是用法律的形式规定最大排放量，超过这一标准将会受到严厉惩罚；（排污管制） 排放费是规定每排放单位废水（汽、渣）必须向政府交纳的费用； （庇古税） 哪种方式更好？ 如果不考虑管理成本上的差异，排放费比排放标准更好。 第一，削减同样数量的污染，以排放费方式实现的成本更低； 第二，排放费可以刺激企业进一步降低污染程度； 环保部门制定总的排污标准，然后拍卖出售或发放 “污染许可证”，（付费就可以污染） 只有以高成本才能减少污染的企业才愿意为污染许可证支付最高价，以低成本就可减少污染的企业可出出售他们的许可证。 （注意与“庇古税”的区别） 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发放或出售“污染许可证”，是不影响效率结果的。看不见的手将保证许可证这种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 某些情况下，许可证比庇古税更有效，因为政府往往不知道该对污染收多少税，而决定污染总量相对容易。 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 2005年2月16日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而俄罗斯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的水平上。 这对欧盟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非常有吸引力，对于他们而言，从国外购买温室气体排放配额比花费大量资金改进工业技术来减排更为合算。而这也将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俄罗斯国有电力公司“统一电力公司” 同丹麦环境部签订了一份合同，将《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俄罗斯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中剩余的约120万吨排放量转让给丹麦，作为回报，俄罗斯将得到2000万欧元的“环境投资”。 对于空气污染的最新“解决方案”—出售污染权利—这一方法现正在大多数州中实施。像加利福尼亚州里士满，甚至有环境咨询公司，有帮助各个公司交易排放污染的权利的经纪人。 “联邦清洁空气法案”（1963）向各个地区公布了指定的允许污染水准。旨在强制减少污染，尤其是在美国的都市区域。 在许多上述的这些地区，空气质量已经很差。所以，一家希望在此类地区建立一家工厂的公司，它对空气质量具有有害的影响。如果指导方针得到严格的遵守，就意味着在许多城市地区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工业增长。 环境保护署批准了一个抵销政策来绕过这一难题。每当一个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