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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到自由——世纪之交我国制度变迁范式回顾及走向 　一 这样的一个命题一直困挠着历代和当代的经济学家：人类社会不断完善的经济制度应该是由知识精英“理性设计”的产物，还是由经济主体在自由、自觉的经济活动中创造、试验、选择与自由博奕的结果？经济人是经济活动的生产力主体，也是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主体，而这种主体地位在中国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经济主体中，个人主体具有原始性和初始性，自然人主体是产权制度变革的基础。现在，结合前述问题引发的思考是：这种个人主体现实化的制度基础该通过什么手段实现？ 这个命题涉及到对中国改革的深层沉思，其现实意义的含量无疑是十分巨大的：①在中国已经被实践证明有效的改革措施究竟是高层知识精英“理性设计”的产物，还是低层经济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包括农村经济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经济中的民营经济。如果是经济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的话，它们为什么会成功？②在中国已经被实践证明无效或低效的改革措施又究竟是高层知识精英“理性设计”的产物，还是低层经济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包括农村经济中的人民公社化和城市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如果是高层知识精英“理性设计”的产物的话，它们为什么会失败？③在中国现实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创造上，出现了典型的上热下冷的局面：一方面是高层知识精英对制度的创造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是改革绩效持续低下，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和职工的大量下岗、缺乏就业机会就是明证，从而导致低层经济主体对改革措施显现极大的冷漠乃至抵触情绪。如此，我们就不能不深层发问：在中国改革未来走向的重新界定上，制度创造与选择的主角究竟该是谁？如果嬗变为低层的经济主体，那么，他们自由、自觉的创造、试验、选择与自由博奕的经济活动又该如何实现，如何获得持久的制度保障？ 二 20世纪中国制度变迁的实践，背离了原典经济学的宗旨。囿制于对制度的需要，是20世纪中国制度变迁沧桑的根源。长期以来，中国的制度变迁一直是束缚了经济主体，却放开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如此的结果是下冷上热：（经济主体）脚底冷得出奇，（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嘴头热得烫人；实践在裹足不前，经济学家的理论却漫天飞，政治家的口号到处提。从而，经济学“作为一个行业，我们把事情弄坏了（哈耶克 1974）。” 认识错位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改革在二十世纪的最大破产。对制度的需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个人缺乏独立性的历史背景下，建国后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人们在接受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很容易认为人这个生产要素也应该是公有的，使用上完全由国家支配，生活上也完全由国家包下来，结果就形成了人们所熟悉的个人在经济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而又处处依赖于国家的体制。这实际上是用个人对国家的依俯关系，来理解和实践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如果个人不能支配自己、支配自己的活动、支配生产资料、获得自己的利益，自由发展就无从谈起，这种联合体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劳动组合，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相去甚远。 中国经济学的认识错位还在于：把经济制度的分析变成对经济制度的设计，认为经济制度就是经济规制、经济约束或经济管理；把自身的认知主体错位为实践主体；把市场的个人自私自利行为看成为“恶的”，把“政治人”设想成不同于“经济人”，是“善的”。如此，不相信经济自由而相信经济管制。经济学的起源点是“人”。但在认识错位基础上，我国知识阶层的“人”的同情心已愈加微弱。可以说，当放弃体验底层生态、激活人文关怀的使命的时候，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危机也就降临了。现在，人类世界正处在一个新旧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生活在这个世纪末的人，绝大多数不再能够看到下一个世纪的结束。我们不能不发问：这个世纪，我们留下了什么？世界经济史包括中国经济史都屡经证明，仅仅追求短期的繁荣可能带来长期的灾难，只顾这一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很可能剥夺下一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的过客来说，该如何留下一些种子，而不是荆棘呢？ 改革及其意识主导也是中国政府职责观的一种错位。在经济改革旗帜主导下，政府忽视与淡化了本该由自己承担与完成的基本职责，反过来承担了众多本不应由自己承担的角色，而同时又严重地囿制了经济主体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仅有感情救不了中国。“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要弄清楚实际是什么。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摆脱过去时代的主观思维方式，摆正自己和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位置。实际上，政府更大的责任在于实现和维护社会自由与公正，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生命力在社会影响力都是来自于它对自由与公正的要求和拥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求比资本主义更大的社会自由与公正。社会主义要求的自由与公正是起点的自由与公正，即机会的平等。现实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初级阶段，很大程度上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