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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思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 　 一、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探讨 路径依赖的经济学讨论最早可追溯到大卫#8226;保罗(A. David Paul)于1975年出版的《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随后，谢林(Thomas C. Schelling，1978)在《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一书中，又提出了“互动性行为”(interactive behavior)问题，他指出，经济结果严重依赖于行为发生时的秩序，因此，即使面临着更有利的选择，一些次优的结果可能非常流行。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大卫#8226;保罗和阿瑟(W. B. Arthur)用路径依赖方法来研究技术变迁，它才引起经济学界广泛的关注。保罗(1994)认为某一过程的路径依赖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back)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佳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改变，即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向”(U.Witt，1993)。阿瑟(1989)则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中的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的关系上，并指出一种技术的市场份额不仅依赖于偏好和技术的可能性，而且还依赖于报酬递增而导致锁定效应(lockin)的历史小事件。他认为，技术通过两种机制显示报酬递增：首先是用中学，技术被采用得越多，由此获得的经验越多，它们被改进得越多，从而被采用得越多；其次是网络外部性或协调外部性。历史小事件和报酬递增的联合作用，导致了劣等技术占主导地位和锁定效应的发生。 诺思(Douglass C. North)是从技术变迁领域引入路径依赖方法进行制度研究的第一人。继他之后，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研究十分活跃，例如Stark (1992)、Campbell(1991；1996；1997)、Hausner(1995)、Grief(1994；1997)、Pierson(2000；2004)、Caroline (2001)、青木昌彦(2001)和A.爱伦#8226;斯密德(2004)等都参与了此项研究活动。他们大多认识到制度变迁 (演化)受到制度遗产、集团讨价还价的能力、有限理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并且试图解释或揭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机制。近年来，哈佛大学的皮尔森(P.Pierson，2004)的新著《时间进程中的政治学：历史、制度和社会分析》与诺思(2005)的新书《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都试图揭示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生成或传递机制，代表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最新发展水平，引起了相关领域学者的高度重视。 诺思作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领军人物，国内学者多热衷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诸如企业改革、诚信建设和经济发展等问题。虽然姚洋 (2002)、刘汉明(2003)、秦海(2004)和周业安(2005)等都注意到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但是，对于诺思是如何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它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如何认识和评价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等问题，少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欲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国外有关文献，阐述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提出过程，从而揭示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涵义，最后对该理论做出若干评价。 二、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一书中，诺思指出，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方法可以用来分析制度变迁，因为报酬递增性质的技术的竞争，实质上是拥有这些技术的组织竞争，因此，技术变迁机制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具体说来，制度变迁受4种形式的报酬递增的制约：(1)大量的创设成本或固定成本；(2)与现行的制度框架、网络外部性和制度矩阵有关的学习效应；(3)通过合约直接与其他组织和间接诱致政府在互补性活动中投资的协调效应；(4)以制度为基础增加的因签约持久而降低了不确定性的适应性预期。“制度矩阵相互依赖的网产生了大量的报酬递增”，由此，不可预期的结果就具有4个特征：(1)多重均衡——即可能存在多重解而结果又不确定；(2)可能的非效率——高效率的制度可能因为一些历史原因而未能被采纳，从而替代一些非效率的制度；(3)锁定——一旦社会被锁定一个均衡点，就很难从中摆脱出来；(4)路径依赖——一些小事件或随机环境的结果决定某些解，而这些特定的解一旦形成，就导致一种特定的制度变迁路径。因此，制度的路径依赖可以定义为“人们在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或者说“从概念上缩小了选择束并自始至终与决策相连的情形”。 将路径依赖方法引入制度分析时，诺思强调了他的分析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有两点差别：第一，报酬递增的基本原因不同，制度变迁与现行的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