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非法证据效力立法构想.docVIP

浅析我国非法证据效力立法构想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效力的立法必须考虑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必须立足于刑事诉讼客观规律,充分认识和运用非法证据的效力与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关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做出切合我国国情的规定。二是必须以刑事诉讼发展趋势为导向,根据各国对非法证据效力问题采取的具体对策的演变和发展方向,特别是联合国有关文件中确立的相关标准,做出相应规定,顺应世界潮流与国际接轨。三是必须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性和内在协调性这一宏观角度入手,打破“就事论事”的局限性,对与非法证据效力相关的其他制度一并进行补充或修改,形成体系,以保障关于非法证据效力的规定具有切实可行性、有效性。 一、关于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 在阐述关于在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构想之前,首先有必要讨论一下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问题。谁证明证据是否非法采集的证明责任是非法证据排除的关键问题;这方面中国尚无明文规定。所以,在实践中产生了被告人声称刑讯逼供而无法证明的现象,从理论上证明责任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由控方证明;第二种是由被告方证明;第三种是由双方分担。即由双方分担,因为无论是由控方完全承担或是由被告方承担均存在极大的欠缺。虽然由控方承担该责任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控诉方举证必须要证明收集证据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合法的,这将造成对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若由被告方来承担证明责任在目前的中国来看也不太具有可行性。 鉴于以上矛盾,由双方分担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具体来说,可分三步走: (一)在没有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要求或在提出非法证据之前,先假定所有证据都是合法取得的。 (二)非法证据的排除要求应由被告方提出,鼓励被告方对其要求加以证明,但是证明标准只要达到“存在合理怀疑”的程度,即被告方必须向法庭提供非法行为存在的信息,以刑讯逼供为例,被告方应当能够提出何时、何人、何地以及何种方式进行的刑讯逼供。 (三)由控方对被告方的要求和初步的证据提出反驳,证明被告人所提出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或证明被告人所提出的事项并未构成非法取证,证明标准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二、关于非法证据效力的具体构想 (一)内容不合法的非法证据的效力。内容不合法即“证据材料”不合法,由于该证据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和相关性,没有事实上的证明能力。这种证据很明显是不具有证据能力的。 (二)形式不合法的非法证据效力。对于证据内容合法,具有客观性、相关性,但证据形式不合法,则可以采用补救措施使其表现形式合法化,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实践中,“呓语”、“梦话”以及举报他人犯罪的匿名信等,均不符合刑诉法第42条第2款规定的证据形式,因而,只能作为收集证据的线索,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三)收集或提供的主体不合法的非法证据的效力。收集或提供的主体不合法的非法证据,如由非侦查人员或非法律规定的其他人制作的勘验检查笔录,由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年幼,且不能明辨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所作的证言及非由有关专家或技术人员制作或非由司法人员依法提供的鉴定结论等,均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这种证据材料反映的内容具有客观性,可以作为线索由法定人员采用合法程序和方法重新取证。 (四)收集或提供的程序、方法、手段不合法的非法证据的效力。这部分非法证据的效力是非法证据效力问题的核心。首先,对非法收集、提供的言词证据,主要包括以刑讯逼供、引诱、欺骗及其他不正当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等,应一律否定其证据效力。这类证据一般虚伪性较大,不利于正确地认定案情;其取得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侵犯人权;并且,联合国有关文件也一再重申否定该类证据的证据效力。其次,对以非法收集、提供的言词证据为线索而获得的与违法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物证,即本身收集程序等合法,但是以刑讯逼供、诱骗供等所得言词证据为线索而获得的物证,(即所谓的“毒树之果”)其效力应综合考虑。如果排除这些物证,根据已有证据足以认定案情的,则应予排除。如果排除这些物证就不能定案,应当根据收集证据的违法行为的“违法”程度及收集主体的主观恶性大小,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对于构成犯罪,或严重违法的收集言词证据的行为,以该言词证据为线索获得的物证应予以排除。对于只构成轻微违法的非法收集言词证据的行为,以该言词证据为线索获得的物证可以不予排除。这是在特定情况下,对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进行必要的价值权衡的结果。当非法取证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或严重违法的,其不仅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妨害了司法公正,而且,严重侵犯人权,违反了宪法。 这里还要注意几种“例外”情形。一是“紧急情况”下的例外。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在执行拘留、逮捕时,遇有紧急情况下,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据此,在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