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中的公民参与.ppt

五、城市规划中的公民参与 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影响政府决策与公共管理的行为。 ——陈振明、陈炳辉：《政治学》 实际的活动； 普通公民的政治活动； 仅限于旨在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活动； 只要是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行为，无论其 活动是否产生实际效果； 受他人动员参与的活动也包含在其中 ——亨廷顿、纳尔逊：《难于抉择》 1964年的“经济机会法”中有社区行动计划（CAP）的条款，要求保证贫困居民能够“尽量有效地参与”社区发展项目，“模范城市”计划也呼吁“广泛的市民参与”，但是，这些要求遭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抵制。市长和市议会控制着社区行动的组织机构，邻里居民的代表只能在这些机构中占据少数名额，发挥咨询作用，或者在有关听证会中发表意见。另外，即便是有限的参与，也被联邦项目管理机构设置了许多限制，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帮助，贫困和少数族裔邻里居民很难完成申请程序；对于申请成功的项目，普通居民的参与也无法对项目实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样的公民参与均被人称为象征性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尽管这样，这一阶段也不乏公民参与城市治理过程并取得成效的案例。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成立于50年代初期的公民行动委员会（CAC）成为以市长为领导的城市再开发的核心机构，构筑了新型的市民与城市政府的伙伴关系。这个草根组织包含了社区生活中的各类人物，这些社区代表成为纽黑文城市更新得以成功的民主基础。由于政府的高效和公民组织的积极参与，纽黑文声名雀起，虽然城市规模不大，却成为全美争取城市更新预留资金最多的城市。  ☆操控（Manipulation） 在公民参与的名义下，人们被置于一个实质为橡皮图章的咨询委员会中，接受“教育”、提供支持。这一橡皮图章机构一般被称为“公众咨询委员会（CACs），由社会精英人士组成。这些委员会或者下属委员会，都是在为“城市更新计划”服务，是官员们教育、劝说公众的机构，这一过程以“收集信息”、“公共关系”之名披上合法的外衣。 还有一种官方机构叫“社区行动机构（CAAs），这些机构在邻里社区创设了所谓“邻里理事会”或“邻里咨询集团”，但这些组织没有法宝授权和职能。官方的社区行动机构只是利用这些组织的名称，来证明“草根群众”参与了联邦政府的社区发展项目。他们以争取联邦援助资金建设社区公共设施为号召，获得社区居民的签名。但是，社区居民并不知道这一公共设施是否需要，也不知道这一设施包给了市长了小舅子建设，或者由原来城市更新机构的旧官僚为项目指导者。 ☆通告（Informing） 合法的公民参与的第一步，是告知公众他们的权利和责任、以及他们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公民参与被当成了官员向公众的单向情况通告，公众没有反馈的渠道，也没有谈判的权力。在这些情况下，特别是在规划的最后阶段向公众通告时，人们几乎没有机会去影响“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设计的项目。这种单向通告最为常见的方式是新闻、小册子、海报和情况通报。 ☆咨询（Consultation） 常见的咨询方式是态度调查、邻里会议和公开听证会。如果当权者让听取公众意见的程序到此为止的话，所谓参与仍然是件装装门面的事情。参与只是看看有多少人来开了会、带了多少宣传册子回家、或者回答了几个问题。公众在这一活动中所得到的，是他们“参与了参与”，这也成为当权者听取有关民众的意见和情绪的证据。 ☆安抚或介入（Placation） 这一阶段公众开始有了一些影响，但象征性的痕迹仍然明显。安抚最常见的作法，是让一些经过挑选的有影响的穷人，加入到CAAs、或者其它公共机构如教育、治安和住房委员会。这些人如果无法有效代表他们所在社区、或者旧的权力精英占据多数，那么弱势群体就容易就会被弃于一旁。比如在“模范城市”的咨询或规划委员会中，公众被允许提出建议或计划，但是当权者保留对这些建设、计划的最后裁判权，决定是否采纳。公众在实质上介入的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他们明确申述所关切事项时得到的技术援助的质量；社区组织起来表达那些关切的程度。 ☆伙伴关系（Partnership） 参与的这个台阶，意味着通过谈判，权力在公众和当权者之间的再分配。双方同意通过联合政策委员会、规划委员会以及其它寻求出路的机制，分享规划和决策的责任。 当社区能够组织起来获得自己的权力基础、并具有负责任的领导者的时候；在公民团体有财力支持其领袖全职尽责的时候；在公民团体有资源雇用技术人员、律师和社区组织者的时候，伙伴关系就能够高效运转。 ☆授权（Delegated Power） 公民与官员之间的谈判机制有时也会导致在一个特定的规划或项目中，公民在决策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时，参与的阶梯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