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利研究的一个正式的参考组理论：幸福收入之谜-上海财经大学.doc

幸福经济学与相对收入理论： 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种解释*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 杨立岩 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系 摘 要 “幸福——收入之谜”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本文基于相对收入理论，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视角出发，运用规范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的研究表明，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这些非物质需要包括心理满足感、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生态环境、基本人权等。 关键词：幸福 经济增长 相对收入效应 帕雷托有效 文献分类号：D61，D62，H23 一、引言 商品生产和政府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国民的幸福。在经济学中，幸福(Happiness)被定义为效用(Utility)，在心理学中幸福被看作主观福利（Subjective Well-Being，简记为SWB）。为了分析简便，经济学家往往倾向于简化假设，将收入当作决定效用的唯一变量。例如，在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消费者行为理论告诉我们，增加收入能够扩大消费者的选择集，从而使消费者能获得更高的效用。因此收入水平的高低被视作间接度量福利水平高低的一个主要指标，所有提高社会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最后都会归结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与之相反，心理学家倾向于直接测度主观福利。最流行的方法是进行大样本调查。例如，世界价值普查（World Value Survey，简记为WVS）向被调查者提问如下问题：“综合考虑所有因素，你如何评价这段时期的生活状况？”，回答者可以从1（不满意）到10（满意）这十个数字中选择答案来评估其生活满意度。 然而，对SWB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几乎不能提高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反思标准的经济理论及其政策涵义。Carol Graham(2005，P4)将相关经验研究结论总结如下：“大多数幸福研究文献发现，在一国内部，从平均水平来看，富人的幸福水平高于穷人，同时跨国和跨时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平均幸福水平几乎不相关或即使相关也很小。平均来看，富国（作为一个群体）比穷国（作为一个群体）更幸福；幸福水平似乎随着收入上升到一个点，但不会超过这个点。然而即使是在幸福水平较低、较穷的国家，也不存在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的明显相关性，这表明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文化特征”。 总的来说，这一现象即“幸福——收入之谜”：当国家变得更富有时，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由于经济学家Easterlin最早研究这一现象，所以“幸福——收入之谜”又被称作Easterlin悖论。Easterlin悖论同样适用于中国：“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根据荷兰Eramus大学的RuutVeenhov教授对中国３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 (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另有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 另外，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06年16日发布的《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表明，“此次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名列前两位的杭州和成都，居民收入都不是最高的”。奚恺元教授有段论述，概括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幸福提升的关系：“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现在的中国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不过，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例如人们身体的健康、工作的稳定、婚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等。 　　Easterlin悖论对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提出了挑战。它意味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社会福利的提高，收入或经济增长以外的因素，比如：心理满足感、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基本人权、失业与通货膨胀等，会显著地影响个人幸福水平，也同时影响到个人对经济政策的反应（Graham﹠Pettinato，2002）。因此，幸福而不是收入应当成为政策制订者的主要关注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