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户籍限制的中央最优与地方最优的差异及其调控.PDFVIP

 城市户籍限制的中央最优与地方最优的差异及其调控 汪立鑫 黄文佳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200433）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通过一个两地区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得出：城市户籍限制的中央最优 值取决于城市区域与城市外部区域间经济异质性上的初始条件；城市户籍限制的中央最优值与地 方最优值之间的差距与城市内外人均公共福利、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差距呈正相关，而与城市政府 对市民征税水平、城市政府对本地 GDP 增长的重视程度负相关；如果某城市上述正相关影响变量 值越大，或者负相关影响变量值越小，则其地方政府制定的户籍限制政策越是需要中央政府调控。 然后，以上述模型分析为基础，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所选55个地级以上城市在公共福利、边际拥挤 成本和人力资本回报率等项上的指标水平，得出针对这些城市户籍政策的分类调控建议：只有那 些人力资本回报率及人口密度均高于平均水平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共有 10 个），才有必要保持一 定的户籍限制，但中央应通过调控来缩小户籍限制的地方最优值与中央最优值的差距；其它 45 个城市则应取消城市间户籍限制。 关键词：城市户籍限制 中央政府最优值 人均公共福利 边际拥挤成本 一、引言 我国现存的城市户籍限制政策就其制度根源最早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新 中国成立后面临的首要发展任务是在一个农业国如何尽快实现工业化，为此，国家在计划经济体 制背景下选择了一条高积累与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林毅夫等，1994），与此相适应，我国逐步 建立起自己特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即全国统一的限制人口迁徙、特别是限制劳动人口向城市迁徙 的户籍管理制度（彭希哲、郭秀云，2007）。这一制度安排一方面旨在实现对劳动力资源的计划管 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因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向城市转移而加重国家财政负担（特 别是城市公共品提供的负担）(Torpey,1997)，以确保国家经济资源更多地服务于高积累及优先发 展重工业的战略。 上述计划经济时期所建立的户籍管理制度构成了独特的初始条件，一定程度上内生了后来我 国户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首先，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户籍限制在城市工业化背景下使得城乡 居民福利差距得以形成、巩固和扩大（Solinger，1985）；然后，这种福利差距将城市居民分化成 一个相对独立的既得利益群体，后者反过来又成为维护和加强城市户籍限制的力量（Solinger， 1999）。这一相互强化的“正反馈”机制构成了对后来的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制约。 因此，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战略均发生了转向，我国城市户籍限制 政策在中小城市也有所宽松，但却在大中城市（直辖市与省会城市）仍一直被保留，而且近十年 来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其户籍限制程度或者说户籍门槛甚至还有所提高。 现存的城市户籍限制政策在今天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成本是显而易见的， 收稿日期：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主要大城市户籍人口拥挤成本估算模型与户籍政策设计”；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073）“中国特色公共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复旦大学“985 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 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SHKXZD004）“改善基本民生的公共财政改革制度框架和技术路径研究”。 1 即这一政策实质上对劳动力自由流动设置了障碍，从而降低了全社会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但 是另一方面,给定今天大城市与其它地区在公共福利与人力资本回报率上显著差异这一特定初始 条件，如果完全放开户籍限制，则会导致城市人口规模迅速膨胀并超过城市最优规模，从而使城 市管理成本以及城市拥挤成本大幅上升，城市公共资源不堪重负，这些又构成了另一方面的社会 经济成本。 因此，综合考虑上述两方面因素，即使从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城市户籍限制制度 改革的最优方案也许未必是立即全面地取消户籍限制，而是将户籍限制下降到一个特定的渐进性 水平。 进一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