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与社会团结源头.docVIP

涂爾幹與社會團結的源頭 自始至終，涂爾幹對於功利主義的最深刻批判在於，純粹的利益取向不能形成一個穩定的社會群體。利益的自由追求並不能促使群體內聚力的產生，功利主義者必須要假定利益的一致性，如果沒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個體利益將與集體利益衝突，群體就會面臨瓦解的危機。從這個觀點來看，涂爾幹也會同意奧森的看法，共同利益並不是個別利益的簡單加總，集體秩序的確保也無法來自於個人的自利行動。因此，社會群體的存在是建立在必要的利他主義(altruism)基礎之上。涂爾幹指出，「人們不可能一起生活卻沒有共同看法，也不可能不做出相互的犧牲」(Durkheim 1997: 173)。社會生活必然是群體生活，不可能容許成員採取純然的利己態度，而沒有對於集體做出貢獻與讓步。同樣地，涂爾幹否認古代宗教因為其原始性格就是所謂的「物質主義」，他強調「所有的宗教都是某種意義下的唯靈主義(spiritualistic)，即使是那些最粗陋的宗教也不例外」(Durkheim 1915: 467)。在涂爾幹看來，任何的宗教都是教導信徒採取一種共同生活的規則，而這些集體的規則也往往是要求個人超越狹義的物質利益。 其次，功利主義者忽略了社會生活中的道德面向。凡是某個群體能穩定地維持一段時間，它就具有一種超越個人之上的道德權威。涂爾幹指出，這種道德力量「強迫個人為了一個不屬於自己的目標而採取一致行動、讓步、同意妥協，並且考量一個優越於他自己的利益」(Durkheim 1997: 172)。事實上，廣義地來說，任何的社會群體都是一個道德性的存在。社會群體如果只宣稱其作用是工具性的，只是為了滿足成員的利益，而本身沒有任何的內在價值，值得成員共同尊重與愛護，那麼這個群體就會缺乏內聚力，難以長久持續。涂爾幹認為，道德的作用主要有兩點，即是紀律的精神(spirit of discipline)與對於社會群體的依附(attachment to social groups)(Luke 1973: 207)。這也就是說，道德以兩種方式來維持群體的秩序：一方面，紀律的作用在於限制個人的行為範圍，約束過度的利已主義；另一方面，道德也更積極鼓勵成員在情感上認同一個更可敬的群體，並且作為努力奉獻的目標。對於涂爾幹而言，科學真理、藝術創作、社會正義等價值的追求都是社會群體所設定的目標，從事這些活動也就意味著個人道德層次的提升。因此，道德行為就是個人追求一種超越個人的善，其目標就是整個群體。「道德目標就是社會的目標，而採取道德的行動就是以集體利益來行事」(Durkheim 1961: 59)。 功利主義者認為社會團結是來自於彼此利益的一致性，但是涂爾幹並不採信這樣的論證。事實上，群體生活總是具有必要的利他主義與道德元素，他強調「道德的事物就是所有團結的源頭，強迫人要考慮其他人、約束自己的利己主義；如果這些連繫越強，道德也就越結實」(Durkheim 1997: 331)。一句話，道德形塑了集體團結。涂爾幹發現了這股被功利主義所忽略的力量，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道德認同的形成過程為何？到底是透過新社會運動論者所主張的理性言談，還是有其他的社會機制？ 涂爾幹基本上認為，道德情操的促進並不能只依靠理性的說服或教育，更重要在於培養一個互通的情感，使得個別成員的好惡能夠彼此一致。在探討教育的著作中，涂爾幹主張教師要向學生說明道德行為的理由根據，儘可能使兒童能夠形成清楚的觀點。然而，涂爾幹也強調，這種道德觀念的灌輸不能只是純粹的知識性理解，而缺乏情感性的支持，「[道德的]表現需要是情感的，需要具有情緒的特徵更甚於概念」(Durkheim 1961: 229)。道德的力量並不只是使個人能夠在觀念上明辨是非，或者說能夠說明某一項行為的道德根據；道德教育的成功就表現在對於犯罪行為的自發性厭惡，或是對於善行的敬仰。因此，家庭能夠作為道德教育的第一個場所，正是由於溫情的環境使得兒童能發展利他主義趨勢，進一步培養共同的團結感(ibid.: 147)。同樣地，涂爾幹也提到，我們相信某一種價值，固然是因為其理由能夠說服我們，或者說被我們認為是合理的，但是除了理性的論證以外，感性(sensibility)層次的認同也是重要的。舉例而言，現代的個人主義作為一種共同價值就是表現於感性反應，看到有人受到不應當的迫害，我們的內心就會感受抗拒與不安(Durkheim 1958: 112)。 情感的社會作用力經常被低估，無論是功利主義或是溝通行動理論都預設一種過度理性化的觀點，行動往往被化約為工具理性或是溝通理性的邏輯。涂爾幹認為，集體情緒(collective sentiments)實際上也是一種社會事實。在公共的集會中，共同的興奮、憤怒或憐憫就是一種強而有力的社會潮流，驅使個人聽從其使喚(Durk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