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班近年逝世同学（上）.docVIP

怀念我班近年逝世的同学（上） 1951届 郑苏民 2008年6月3日杨在道同学在北京逝世。 2009年12月31日赵矞生同学在武汉逝世。 2010年6月1日晚10时鲁尔葵同学在昆明逝世。 杨在道同学是1948年随父母从北京来到昆明的，其父杨堃因受熊庆来聘请到云南大学社会系任系主任，其母张若名因怕将来形成隔江而治的而造成骨肉分离的局面而一道来到昆明在云大中文系任教授。杨在道来到附中时大家就感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在数理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英语也很好，因为他理一个平头，于是赠给他一个绰号“原子头”。 附中毕业后高考考到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土木系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专业。然而在毕业前夕的肃反运动却审查到他，原因是曾受过基督教洗礼，曾参与过教会中对儿童进行的“主日学”活动。但这些事他在入团时都交代过。结果1956年他报考建筑研究院研究生时，就因这些事使他 “不符合报考条件”而被拒绝。这一切使他感到绝望，开始远离政治。1957年“整风”运动中他虽然没有公开表示过自己的意见，但在给自己母亲的信中流露出对肃反扩大化不满。母亲张若名看出儿子思想上的“危险信号”，而此时“整风”已转变为“反右”便狠狠批评了杨在道。杨在道自然不服，在信件中和母亲信件往来不断争辩。张若名为了尽快改变儿子的思想便想到了倚靠“组织”对儿子进行教育，便把杨在道与她的十多封信交给了云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这些信又转到了校党委。这一切杨在道并不知道。到1958年5月上旬的一天杨在道的名字连同他给母亲的十来封信被写成大字报出现在所在单位食堂墙壁上的大字报上。随之而来的隔离审查、大会、小会批判。到1958年5月13日杨在道被所在单位党委定为右派，开始长达21个年头的劳教生活。其母张若名也在1958年6月18日在云大因当年退出“少共”被批判为叛徒等等原因而投河自杀。 1980年历尽苦难的杨在道终于平反，他已无处可去，只有到他父亲杨堃所在的中国社科学院基建处去当一名工程师。他受到摧残的身体已极度虚弱，但他仍拿起笔来，一方面将他母亲张若名的著作整理发表，另外他对他母亲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研究，用他父亲的话来说，他已成为“张若名研究”的专家了。我1995年到北京办理前往澳大利亚的签证时他专门给我四本他的著作“张若名研究资料”，并嘱咐一本送给我，另三本送到澳大利亚有关学术机构（后来我已将它们送给了澳大利亚有关学校的图书馆）。杨在道的父亲杨堃教授在这本“张若名研究资料”序言中说：“我和爱人相处数十年，但对她青年时代的革命经历却知之甚少。我们的儿子杨在道出于对母亲的热爱，从1980年开始锲而不舍花费了十几年的精力，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张若名研究资料，先后在国内外近10种书刊上发表。他的研究成果使我发现，张若名确实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她不仅是五四爱国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驱者之一”。 此外，他对广西崇左左江岩画作过深刻的研究，与马建治合作发表了《广西岩画初探》这样一部考古著作，说明他的思想是非常活跃的。只可惜他的身体太坏了，他终身未娶，独身一人，一直与父亲杨堃同住。当社科院宿舍由皂君庙迁至西坝河北里后，1998年父亲杨堃去世了，只有他一个人的户口，所以只分给他一楼的两居室。1990年代以后，住房可以私人购买了，但他因工资不高没有积蓄而无法购买只能向单位租房居住。由于长期生病，身体十分虚弱，他为了有人照顾，将两居室中的一间给来京的一对民工夫妻居住，不收分文，只要求民工之妻在业余时间帮他烧饭，操持家务。他又另外雇一个民工小伙子做护工，和他日夜相伴，帮他翻身、洗浴、到医院拿药以及用车子推他到室外晒太阳，出外办事等。他考虑到他的身体条件已不可能再学习和亲自操作电脑，他出资让这个小伙子参加电脑培训班学会电脑操作以作为他的助手，帮他打印文章，并代他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宣读他的论文。杨在道这样的精神真是太值得学习了，真可以说是身残志不残。 2008年4、5月我曾和叶铮专程从昆明前往武汉、北京、上海看望在三地生活的附中同学们。4月23日在李西昌陪同下，我们曾专程到杨在道家里看望。我们看到那时他身体已经相当不好了，平常坐在书桌前还面前可以不使用氧气，当我们要他到外面较大一点的房里照张像的时候，就必须戴上氧气罩，而且坐定时还在气喘吁吁的，但他头脑仍然非常清晰。他送给我们每人一本“张若名资料研究”，并在扉页上签上名字。在杨在道家里呆了约一个小时我们就告别了。没想到我们这一别就成为永别了，杨在道同学35天后就不幸因肺心病去世了。 郑苏民等看望杨在道 我是三年级时插班进入附中的，那时附中每年秋季开学后都要公布前一学期前几名学生名单，赵矞生是处于第一位的，给我印象较深。事实上后面若干年他的成绩一直都是前几名的，因此他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1948~49年那一段时间，我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