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西方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概说.pptVIP

中庸之理是儒家根据客观规律制定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规范，主要表现在中国传统中所谓的德、仁、义、礼、信等各个方面。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则解释为“中才，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至，极也”。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四大美德：节制、公正、勇敢和智能；亚里士多德更强调适度或节制。 因此，他的哲学观点是：勇敢在懦弱和冒失之间，谦逊在无耻和羞涩之间，义愤在嫉妒和怨恨之间；一个慷慨的人所遵循的是吝啬和浪费之间的中庸之道；恰当得体比单纯的责任感和爱心更受推崇。 根据亚里士多德这一观点，媒体应该避免两极：排除外界所有的影响，将获得的消息不加筛选的报道出来，实乃不足；处理世间纷扰，过多地受制于各种条件，就会失去自我的声音，完全沦为外界权力和利益的传声筒。 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并不是指中间道路和妥协。尽管“中间”一词带有平均的意味，但它并不是指离两极精确的等距。 2.康德的绝对律令 第二个准则：康德的绝对律令：“只按你的意愿能成为普遍规律这一准则行动”。具体是指：凡是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正确的，对其它所有人也都是正确的。因而每个人做事之前，都要考虑自己基于什么原则，以及这件事能否得到普遍应用，这无疑是对于职业道德和责任的考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良知”一般与“良心”同义。最早提出“良知”的是孟子，他说过一句话：“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直至明代，才有王阳明重提“良知”。他把中国哲学中“天人合，内外合，家国合，礼法合，身心合……”的传统发展到顶点，认为：万物皆可合而为一，这个“一”就是良知，良知备万物、含万善、肇万化，无往而不知，无往而不通，继而提出“知行合一”，以揭示良心的中心地位和意义。 与良心相依存的责任，是康德伦理学的基础，康德在很大程度上把他的伦理还原成了对责任的尊重。“善良意志像珠宝一样闪光”，而良心的责任就是为责任而履行责任。 根据?“绝对律令”，媒体要根据道德法则去实践，新闻记者以欺骗手段获得一个好故事是极其错误的，用非法手段偷窥他人隐私更是不能被接受的。 3.密尔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以是否能为人类带来最大的利益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密尔和边沁（1748－1832）是西方现代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密尔提出的“为最大多数的人寻求最大的幸福”，是《媒体伦理学》所推崇的第三条准则。 道德上的正确选择应该带来最大益处而不是害处。所有最终决定哪种选择正确，哪种不正确的标准，就在于趋利避害的程度。 春秋战国时期，功利主义思想已在中国萌芽，最初的动力是墨家思想。《小取》篇大部分讨论的是“辩”：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放，以类取，以类予。 后期墨家继承墨子功利主义的传统，认为人类一切行为之目的都在于趋利避害。他们说：“义，利也”。利是义的本质。那么，什么是利的本质？?墨家学者为功利哲学作出了享乐主义的解释：“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 北宋的李觏提出功利主义理论，他从“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出发，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 在多元化的功利主义者看来，事情的对错是以权衡利弊后，最终产生的价值总量作为判断的。 功利主义为新闻伦理的选择提供了一条明确的准则：在面对不同的选择时，记者首先要尽可能谨慎地估量每一种结果，问一问这种选择将对每一个人的生活带来多少好的和不好的影响。一旦完成了对所有相关行为的估算，我们在道义上就必然选择获利最大的办法。 在进行新闻的具体操作时，记者要对其行为的结果进行评估；以是否能给公众带来最大利益为准则，选择应该报道的新闻，采用恰当的报道方式。 4.罗尔斯的“无知之幕” 这个理论要求各方从生活中的真实情况，退回到一个消除了所有角色和社会差异的隔离物后面的“原始位置”。罗尔斯认为，最弱小的一方得到优先考虑，就是公正的解决方法；人们应该首先判断什么是道义正确的行为，而不是简单的以多数人受益为原则。在民主社会中，只顾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忽略小部分人利益的做法是不公正的。 《正义论》这部著作中，提出“公平是公正的基础”这一功利主义外的又一个伦理学标准。公平是指数量上的相同。而公正则指消除主观差别，即消除所有阶级、意识形态、团体、种族、性别等差异。他说：“只有当忽视一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