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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初中国文教科书 　　1921年10月，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广州开会，有11省提议改革学制，会议决定以广东省教育会所提草案为依据，征求全国意见。经过一年多的讨论，1922年11月，《学校系统改革案》公布，新学制正式诞生，史称壬戌学制。相对于1912-1913年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最大的变动只有两点：一为选科制的采用，二为美国中学三三制的模仿。”[1]1912-1922年的中学不分初高中，统一为四年。《学校系统改革案》公布后，各地中学陆续实行三三制。《国语文类选》和《白话文范》都为四年制中学教学而编，不适合三三制中学使用，实行三三制的中学需要新编教科书。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1922-1927年间共出版7套初中国文教科书，其中，据时在教育部编审处任职的黎锦熙说：“商务中华两家所出，经部审定，最通行耳。”[2] 　　一 　　1922-1924，沈仲九与孙?Z工合编了市面上最早的初中国文教科书――《初中国语文读本》（共六编）。这套教材面世后影响很大。胡山源说：“1923年至1924年我在松江景贤女子中学教国文时，用的课本是民智书局出版的三厚册中学读本，编者便是沈仲九。这完全是新型的国文读本，里面没有一篇文言文，尽是‘五四’以来的白话论文、诗歌和小说。这套读本对于传统思想的改造有很大的作用，对于新文学的学习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很佩服编者的认识正确，也以获得了这种好读本而感到愉快。”[3]当时两所名校，东南大学附中和浙江春晖中学，在1923年，都使用它作教科书。[4] 　　沈仲九、孙?Z工都要求初中国文完全教授白话文。沈仲九认为：“中学课程，应该注重各专科共通的基本知识，若要教授古文，养成看古书的能力，那是专为研究文科的预备，不是设立中学的本意了。照以上的理由说来，可以决定中等学校学生毕业以后，多数人不必看古书，所以中等学校，不必教授古文，养成看古书的能力。”[5]“我以为中国的古书，只足以作专家研究的材料，而不足以作为中学生的诵读之书。”[6]孙?Z工认为：“从文艺底本身上说，初中底国文教学应该完全是国语的，这有两种说法，一是从来好的文艺都是国语的，一是要是国语的文艺才是真的文艺”；“从思想上说，初中国文教学应完全是国语的，古代底文章里没有好的思想，纵然有一点，不是勉强附会的，便是不合适现代的生活”；“古文与科学是矛盾的”，“学生一面研究科学，一面学古文，能力不够”。所以，他“主张初级中学底国文教授，无论教的学的应该都是国语的，而且完全是国语的，（不教古文，而且不兼教古文）”。[7]正因为此，《初中国语文读本》容量很大，预备填满初中国文教学的绝大部分时间，没有为古文教学留下余地。 　　《初中国语文读本》的“选材标准，是内容真实而不背时代精神，形式合法而充分表现个性。”[8]孙?Z工补充的教授大纲也称，国文教学“对于知的方面以‘启发思想，并且了解现代思潮底大概’为主旨，对于情的方面，以‘培养美的情感，并且了解彼底变迁和性质’为主旨，对于意的方面以‘发表情思，记叙事物’为主旨。”[9] 　　让学生“了解现代思潮底大概”，正是《初中国语文读本》前四编的编选宗旨。由于所选作品较多，本文不打算一一罗列，仅从穆济波对该书使用情况的考察中，以窥一斑。1923年，穆济波在东南大学附中担任国文教员时，使用《初中国语文读本》第三编。他分四单程教学，并对前三个单程的教学过程作了详细介绍。第一单程4星期学完，“示以时间最易丧失，人生不可不觅一正当生活道路。东方孔老之教训，有足以提振吾人奋兴有为之精神，破除一切成败得失之见者在，吾人企图不朽，并非甚难，惟当尽其所能，为社会做一番事业。”[10]教材为《初中国语文读本》中的法国嚣俄著、奎章译《沙葬》，李大钊《今》，梁漱溟《一个人的生活》，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胡适《不朽论》，并另从《小说月报》选王思砧《风雨之下》。第二单程教学时间为4星期，试图让学生懂得：“生命要求我们无间的工作，工作来到世间是人们应该一律分任的，无论何人都不得自由。偷堕退却，都是弱者。吾人为工作而生活，在此未完的大业中，尽管努力做去，纵令社会恶劣，但当认识未来，企望未来，为人类全体，今日吾人即有重大之使命在。”[11]教材为《初中国语文读本》中的显克微之著、周作人译《二草原》，郑振铎《自由》，陈独秀《自杀论》，朱执信《人类的将来》，张崧年译《精神独立宣言》，爱罗先珂讲、李小峰宗甄甫合记《知识阶级的使命》。第三单程教学时间为4星期，试图让学生明白：“社会制度，把一般同生共命的人类，强分出无限智愚强弱的主奴阶级来，要免除人类的悲苦，便要将这一层层的障壁打倒，一切不合理的思想、制度，都给完全解放改造，重新再铸文明。如能将人类之狭隘的习惯一一破除，庶几乎才有一种正当的生活。”[12]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