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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贸易壁垒及企业“诱发性”博弈探析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到3172.1亿美元，位居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7位；2010年，中国全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688.1亿美元，位居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5位，发展中国家（地区）首位。与此同时，围绕中国的汇率冲突、贸易摩擦亦不断激化、升级。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曾多次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截至2010年年底，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自1994年第一次“汇改”以来，累计升值幅度分别达32.8%和56.6%。截至2010年7月，遭受来自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案件总数为104起；截至2010年3月，来自欧盟对华贸易救济案件达152起。 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事实和数据，本文希望通过解答以下问题来梳理、发掘其间的脉络和演变规律：（1）汇率、贸易壁垒与对外投资之间理论上存在怎样的逻辑链条？其中，汇率和贸易壁垒各起到什么作用？（2）在本币升值、贸易摩擦的综合背景下，诱发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边界条件是什么？其背后的传导机理为何？（3）针对汇率、贸易壁垒的跨越，不同行业、行业内异质企业之间对外投资是否具有某种规律性演变？（4）如何有效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于中国中长期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丰富、拓展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而且对于中国“走出去”战略的科学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一）贸易壁垒对直接投资流出的影响机制假说 贸易壁垒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针对关税壁垒跨越行为（Tariff Jumping）的文献。当时，很多文献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在全球盛行的原因是基于关税跨越的动机（Kenwood，et al.，1983；Horstman，et al.，1987）。 随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几轮回合谈判的展开，以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逐步淡化，以反倾销为代表的非关税壁垒措施的使用则愈加频繁。因此，近些年对“壁垒跨越”的效应研究也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Barrell，et al.，1999；Markusen，2002）。 对于贸易摩擦加剧是否会刺激FDI，许多研究结果持肯定态度。Tracy等（1992）研究发现，随着欧洲贸易壁垒的加剧，日本对欧洲的投资规模也随之扩大。Helpman（1984）指出，企业会通过在目标市场投资的方式，减少贸易保护对自身的冲击。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进行大量投资以规避贸易壁垒的案例证实了这种激励作用的存在。Barrell等（1999）通过对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的样本研究发现，如果企业在一国拥有较高的市场规模，那么，该国实施贸易壁垒能够显著刺激该企业通过FDI实现壁垒跨越。Blonigen（2002）的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定位于美国市场的欧盟企业来说，反倾销壁垒极大地推动了欧盟企业对美国市场的投资力度。杜凯等（2010）的检验结果表明：以反倾销和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是刺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这种“诱发”特征存在国别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双边市场规模约束。 不过，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诱发式”FDI可能不具有一般规律性。Dinopoulos（1989）认为，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诱发式”FDI可能并不存在。例如，如果一个企业在出口市场通过直接投资规避贸易壁垒，那么，出口到相同市场的所有本国企业都可能从中获利。以Blonigen等（1997）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投资国政府可能不鼓励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因为这有可能“掏空”国内经济实力。Ottaviano等（2007）则认为，如果考虑不完全契约的存在，贸易壁垒和“诱发性”FDI之间可能具有“非线性”变动关系。即使在较低的贸易壁垒下，由于母公司具备更大的讨价还价能力，跨国企业也会产生投资冲动。 既然贸易壁垒的投资跨越效应可能存在，那么，哪些国家（或地区）更容易产生这种跨越行为呢？一种解释是制度风险程度假说。那些产权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往往容易吸引到更多的FDI（Jakobsen，et al.，2006）。政治的稳定性、内外部冲突、法律规则和腐败程度以及政府办公效率往往对FDI流入具有决定性作用（Busse，et a1.，2007）。Vadlamannati等（2009）受到Kinosita等（2003）的启发，将东道国的经济状况指标划分为：宏观政策、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四类，并利用1996-2005年17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样本数据，定量考察四组潜在壁垒因素对FDI地理分布的影响。回归结果发现：上述四组潜在壁垒均对东道国FDI流入量和波动性产生显著效应。另一种解释是资本回报假说。D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