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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教育矫正案例 一、“杀人狂”转变认知，顽危犯得到转化 一、基本情况 蔡犯，男，1952年4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上海市人，本次服刑初妻子与其离婚。1976年因聚众斗殴，被以流氓罪判刑。刑满释放后靠盗窃和诈骗营生，多次触犯刑律，先后被判刑四次，因脱逃被加刑一年。1994年假冒某市武警总队领导亲戚进行诈骗犯罪，被判刑8年，1996年9月2日移押某监服刑。 二、事实经过 由于蔡犯有多次服刑的经历，刚入监便想搏得民警好感，以安排个“洋差”，曾主动帮助文盲罪犯代写书信和汇报材料，在物质上帮助经济困难的罪犯。鉴于其系累犯，行为具有明显的获利动机，因而民警采取冷静观察，未给予及时的激励。蔡犯感觉受到冷落，助人动机消退，行为开始消极，不愿意和民警谈心。 蔡犯想博个“洋差”的目的落空后，内心充满了失落感，觉得民警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自己，有意和自己为难，因而产生了“你为难我，我也不让你舒服”的想法，由此产生逆反心理。在平时的改造活动中，采取了专抓民警执法中的缺陷和不足，对民警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来发泄内心的抗拒情绪，并逐渐发展到在公开场合与民警对抗，不服民警管教，屡次违反《罪犯行为规范》的要求。入监16个月，蔡犯受到4次上铐、1次行政记过的处罚，但其与民警的抗拒、敌对情绪愈加严重，扬言要做“杀人狂”，感觉 “改造无前途、无希望，要求移地改造或换队改造”，自认“思想上患了癌症”，成为了一名监狱有名的顽危犯。 三、原因分析 1、强烈的表现欲望未能满足，产生严重的失落感。案例中，蔡犯由于获利动机的趋势,在民警面前努力的表现，但是确未能够得到民警的关注,因此产生了失落感。 2、严重的逆反心理和抗拒情绪。在案例中，由于获利并没有成功，这样的失落感，导致了蔡犯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和抵抗情绪，正是这样的心理和情绪，导致其心理愈发的不健康，产生了种种和民警对抗的行为。 3、民警执法中存在随意性的现象，管教方法简单，自身形象不佳，授人以柄。在本案例中，管教的民警也存在一定的失误，例如，对该犯未作深刻的个案分析与研究，对蔡犯的种种的表现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他，而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疏导。 4、管教工作中重惩罚、轻教育。个别教育中不注意罪犯心理特征，缺乏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法与手段，对罪犯的闪光点不捕捉不利用。案例中，蔡犯为取得“洋差”而努力表现的行为，虽然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但是从客观的表现来说，其能积极主动的进行改造，也是值得肯定的，而不应该因其具有目的性，而否认其的积极改造。 5、蔡犯的人格分析。根据加利福尼亚人格测验结果的提示，蔡犯心理特征的积极方面为具有一定的进取能力和成就动机，兴趣较广泛，活泼自信，善于交际和表达，健谈，有取悦别人以给别人好印象的愿望，办事有计划、效率较高。心理特征的消极方面为自我中心，自认为比别人强，过分追求个人享乐，表现欲强烈，好动，粗心浮躁，虎头蛇尾，不拘小节，对人和事易产生情绪反应，倔强，有些固执。 四、评价与建议 1、消除对立情绪，争取心理相容。民警消除在对蔡犯管教中的不良情绪，主动出击，接近蔡犯，讲正气，讲文明，讲法律，讲制度，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依法管理，抓住其有一定的进取能力和成就动机及取悦别人以给别人好印象的这一心理特征的积极方面，力争缓解对立情绪和做到心理相容。对立情绪的消除，是建立良好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的第一步，只有在取得罪犯的认同后，才能进入罪犯的内心世界，了解其犯罪的原因，并且针对个人的特征，采取合适合理的矫正措施。而在消除对立情绪中，民警要想罪犯理解自己，首先得了解罪犯，了解其犯罪的原因，和对以后生活的打算。只有这样，民警和罪犯达到了互相的理解和宽容，才能将矫正工作顺利的进行下去。 2、严格管束与个别攻心相结合。对蔡犯采取严细防范措施，做到确保监管安全。在此前提下运用教育感化手段，开展个别攻心，策略上采取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刚柔并济，软硬兼施，循序渐进。具体方法上要强化个别教育措施，搭准脉搏，做好每一次谈话前的准备工作，克服重惩罚轻教育的认识。同时在执法中做到文明、规范，杜绝打骂或变相体罚行为，争取罪犯亲属和社会力量的综合帮教。而这两者当中，应该注意相互的平衡工作，一方面，不能进行过于严格的管教，这样只有促使其产生更加强烈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在攻心战术的同时，也要配合严格的管束。只有二者双管齐下，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3、针对消极的心理特征进行矫治。针对蔡犯不拘小节、粗心浮躁、好动、虎头蛇尾的心理特点，强化《罪犯行为规范》训练，培养罪犯角色意识，端正劳动态度，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冷处理”，启发其进行自我剖析，引导他学会控制克服毛躁的性格和粗心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