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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户口盛衰 一、杜佑生平简介 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唐代重要政治家和著名史学家。杜佑出身名门，父杜希望，玄宗时任鄯州都督，立有军功，后来历任恒州刺史，西河太守，死后追赠右仆射，颇有名望。杜佑以父荫入仕，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六朝，在地方基层和中央都有丰富的任职经历，官至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封岐国公。 他对政务非常熟练，又曾兼水陆转运、度支、盐铁等理财大员，对唐王朝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弊病有很深刻的观察和了解。他好学而博学，又有“经邦济世，富国安民”的理想：“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为己任。”“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旧唐书》本传）但他温柔谨慎的性格特征，只能使他成为一个合格的乃至优秀的官员，却很难成为一个勇于变革、富有创意的改革者。 跟他同时代的理财专家刘宴、杨炎，都富于创新，而杜佑只能扮演改革的赞同者和既定制度的轨行者，有时甚至对当时实行的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主持推行的“两税法”财税改革，是唐朝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但在《通典》里仅作十分筒略的记载，语焉不详。 当杜佑二十岁的时候，“安史之乱”爆发了，虽然这场历时八年之久的兵乱最终被平息，但昔日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已不复可见。为什么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之中, 天下的形势就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作为有识之士的杜佑,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安史之乱过后不久，他就决定通过著书立说，来总结历史经验, 找出挽救大唐王朝的办法。 与杜佑同一时代的刘秩，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他曾搜罗经史百家有关典章制度方面的资料，按照《周礼》所载六官职掌分类，撰成《政典》一书，共35卷。杜佑见后，觉得堪为济世之用，但惜其“条目未尽”，于是参考《大唐开元礼》，按照自己的编排体例，历时36 年，撰成《通典》200卷。《通典》开创了典志体政书的新史学体裁，并且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杜佑长期的仕途生涯，积累下丰富的政治经验，对唐王朝的弊病有切身的体会和深入的观察，他写作《通典》，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而长期勤奋的学习，则为《通典》的撰写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所以，《通典》既有巨大的学术价值，也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 二、《通典》的主要特点和史学价值 （一）主要特点 《通典》一书具有以下主要优点： 1. 贯通考察典章制度，贯通中又贴近现实 《通典》问世以前，各朝的典章制度，主要见于纪传体史书的“志”部分。但《史记》以后的纪传体史书，虽然不少沿袭了“八书”体例，列“志”以记各朝典章制度。 但从《汉书》“十志”以下，各纪传体史书的“志”，都有共同缺点：因为历代王朝的制度大都承袭前代而又有所创新，所以“志”不追叙前代，便不明制度渊源；但若追叙过多，又觉重复冗杂。还有，像《三国志》及南北朝的几部纪传体史书，大多没有“志”；就是有，篇目也有不同。 《通典》问世，典志体政书产生后，以上困难得到妥善解决。《通典》以事类为中心，除《兵典》外，分别叙述重要的制度沿革和史实发展，以及有关议论。《通典》的时间断限，其自唐、虞三代，止于唐中叶。但“本初纂录，止于天宝之末，其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可见下限时间，并非机械地止于某一年，而是依据史实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定。《通典》所记以唐代内容最为详尽，这也体现了贴近现实的特征。 2. 重视经济史，将“食货”放在最重要位置 《通典》的篇目安排顺序和以往的纪传体史书不同。以往的纪传体史书，多将礼乐、天文等置于志首；而像《后汉书》、《宋书》和《南齐书》，甚至不设食货志，而《通典》则一反常规，把“食货”放在志首。杜佑在书序中讲明了自己的理由：“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他又认为：“财足而食丰，人安而政治，诚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农者，有国之本也。”“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备用，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赋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 在他看来，衣食是根本，说明他认识到经济对政治、文化的重大作用。这与以往轻视经济史的传统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杜佑对经济的重视，应该和他长期从事经济工作有关。他特别注意到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在《食货典》中，先述田制，次谈水利、屯田、社会组织、赋役制度、户口盛衰、货币流通和各种杂税。在《食货典》12卷中，涉及了生产和流通的整个过程，说“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目的是为现实服务。 3. 分门别类，从不同侧面反映制度的沿革、变化 《通典》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