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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 ——以南京大学附近报刊亭为调查对象 课题类型：以描述性为主的课题。 调查对象：南京大学附近主要是丹凤街、汉口路、广州路和上海路的数家报刊亭。 调查时间：2009年5月27日-5月31日 抽样方式：就近采用非随机方便抽样方式选择调查对象。 调查方法：以访谈法为主，结合使用文献调查法和实地观察法。 调查结论：只提供描述性陈述、分析和对策性建议，不强求赋予其具有普遍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报刊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社区生活中，俨然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符号。根据笔者的访谈记录，南京市第一批报刊亭大概是在2000年南京第一次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时设立的（后经查证，2000年南京六个区都成为国家卫生城市达标区定性研究方法是根据社会现象或事物所具有的属性和在运动中的矛盾变化，从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来研究事物的一种方法或角度它以普遍承认的公理、一套演绎逻辑和大量的历史事实为分析基础，从事物的矛盾性出发，描述、阐释所研究的事物。进行定性研究，要依据一定的理论与经验，直接抓住事物特征的主要方面，将同质性在数量上的差异暂时略去。定性研究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没有或缺乏数量分析的纯定性研究，结论往往具有概括性和较浓的思辨色彩；二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定性研究。什么是合法性和合法化？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我把它理解为一个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合法性要求则与某个规范决定了的社会同一性的社会一体化之维护相联系。合法化被用来证明合法性要求是好的，即表明现存的制度如何，以及为什么适合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运用政治力量——在这种方式中，对于该社会的同一性具有构成意义的各种价值将能够实现。“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行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所以，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所认可。这里，合法性与政治秩序相联系，它只能运用于政治领域，同时，只有当一种统治秩序是否合法尚在争论之中，才能运用这一概念。合法化则是指对合法性的论证方式，即证明某种政治秩序为什么值得认可。哈贝马斯认为历史上出现过四种论证合法性的途径：早期文明社会的统治家族借助于原始神话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古代文明帝国的统治者借助以宇宙论为基础的伦理学、宗教和哲学；在近代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之后，则主要借助于自然律理论；到后来，由于卢梭和康德等人的努力，证明的形式条件自身获得了合法化的力量。他考察了随现代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合法化问题，他认为合法化问题产生于由大帝国阶级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其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从内在方面说，现代国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经济系统分化的结果，该系统乃是通过市场（即一种非中心化、非政治化的手段）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从外在的方面讲，现代国家不是作为一个个体，而是作为诸多国家构成的一个系统而出现的。由于这两个方面，现代国家迫切要求合法化，现代国家的逐步形成是同对合法性要求的不断增加密切联系的，或者说国家建构的过程必然对集体同一性的形式发生作用，帝国的同一性在现代国家结构的压力下发生作用。????哈贝马斯着重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合法性问题。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问题导源于一个基本事实，即“社会福利国家与大众民主”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导致国家在处理市场缺陷中处于自相矛盾的窘境：“一方面，对缺陷的限定和处理缺陷的成功标尺存在于必须加以合法化的政治目标中，因为如果国家打算承担上述各种任务，就必须运用合法化的力量；另一方面，国家在承担各项任务的过程中，又不能采取通常的方式运用合法化的力量，不能通过对决策的约束做到这一点，而只能通过调整他人的决策，这个他人的私人自主性可能还没有被侵害”。哈贝马斯认为，国家有效实现合法化的任务受到四个方面情境的限制：（1）国家和经济之间的互补关系导致了某种目标冲突（尤其是稳定政策和改革政策之间的冲突）；（2）世界市场的发展，资本和劳动的国际化也已经确定了民族国家行政范围的外部界限；（3）由于世界范围的系统一体化机制与地区性的国家社会一体化之间的不相称等因素，已不能借助于民族主义的手段遏制合法化危机；（4）社会结构的条件也特别不利于对意识形态的规划。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哈贝马斯将合法化危机的原因归结为：（1）系统的局限；（2）对文化系统的干预的不可预料的副作用（政治化）。他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系统不仅将它的边界扩展到经济系统，而且扩展到社会文化系统。当组织合理性传播时，文化系统受到了损害和削弱。然而，传统的残余必须逃避行政的控制，因为对于合法化至关重要的传统不能从行政上获得再生。此外，对文化事务的操纵产生了出乎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它使以前由传统确定下来的并属于政治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