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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转自诉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摘要】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公诉转自诉制度的合理性令人质疑。该制度自身存在诸多冲突。在充分理解制度设计初衷的基础上,借鉴他国刑事诉讼制度,对公诉转自诉制度进行合理的改造,使制度的监督功能和权利保障功能切实得到发挥 【关键词】公诉转自诉 内在冲突 解决对策 在刑事起诉问题上,我国一直坚持公诉、自诉并行的立法模式,并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新的刑事诉讼法引入了一项制度,法学界称之为“公诉转自诉制度”。该制度集中体现在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款。根据该款的规定,被害人对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该项立法,相对于“告诉才处理”和“轻微刑事案件”这两类自诉案件而言,实质是将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扩大到了部分本属于公诉范围的案件。可见,公诉转自诉制度的目的在于赋予被害人对某一类公诉案件以自诉权来制约检察机关的公诉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同时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但是该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这一现状不禁让人对该制度的合理性产生了质疑 公诉转自诉制度的内在冲突 与不起诉裁量权的冲突。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起诉被划分为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三类。法定不起诉是法律规定的应当不起诉,法律明确规定只能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对酌定不起诉的情形,检察官享有起诉裁量权。对于具体案件起诉与否,由人民检察院酌情而定。证据不足不起诉应当是法定不起诉的一种,而非一种独立的不起诉形态 不起诉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检察机关通过对特定刑事案件行使不起诉裁量权可以达到对刑事案件的分流,提高诉讼效率,同时实现效率基础上的公正。公诉转自诉制度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稳定性和终止诉讼的权威性造成了一定损害。博登海默曾经说过:“一个发达的法律制度经常试图阻碍压制性权力结构的出现,其依赖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通过在个人和群体中广泛分配权利以达到权力的分散与平衡,强化对不起诉制约的措施,的确能够有力地遏制起诉裁量权被滥用的倾向。” 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要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便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这无疑对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造成了侵害。这一规定几乎使人民检察院的起诉裁量权形同虚设,很大程度上将导致起诉裁量权因为行使空间过于狭窄而阻碍其应有功能的发挥 制造了诉讼程序间的冲突。公诉转自诉制度首先使公诉程序和自诉程序各自的统一性受到了破坏。自诉案件的首要追求是效率,而公诉案件的首要追求是公正,两者的价值首选不同。公诉转自诉制度将追求公正的案件划到追求效率的案件的行列,破坏了自诉案件的统一性。刑事诉讼法对于公诉程序有明确的规定,其与自诉案件程序相比更为复杂、证明要求更高。自诉案件体现的是私人对于犯罪的追诉,在程序上相对简化,并且接近或者直接套用民事诉讼的程序规则。而公诉转自诉夹在两者当中,使得公诉程序和自诉程序都失去统一性,且使自诉案件的三个类别不统一,而公诉案件也采取了两种程序待遇,造成了不必要的程序割裂,不利于维护法律的统一。其对于公诉程序整体性的损害尤为突出 其次,法律对公诉程序和自诉程序给予了不恰当的差别待遇。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审判程序的启动上,对自诉的要求比公诉更为苛刻。对公诉案件进行的立案审查主要是一种程序性审查,对自诉案件的立案审查却包括程序审查和实体审查两个方面。因此,自诉案件的受理条件比公诉案件严格得多。第二,在审理程序的适用上,自诉案件的程序显得过于单一。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案件的审理有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分。而对于自诉案件,虽然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前两款规定的自诉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但法律并未规定可以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即使是对自诉案件中相对较为复杂的案件。因此造成实践中法院几乎无一例外地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三类自诉案件,形成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在适用审理程序上的失衡状态 带来了证据法上的冲突。公诉转自诉案件在证据法上首先引起的冲突是被害人身份的尴尬。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具有类似于证人的身份,他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将作为公诉方可利用的证据。而在美国则明确地把被害人作为证人看待。被害人在本质上具有证人的特征。然而当被害人对于本该由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自诉时,他的身份却发生了大逆转。此时他作为原告,无法以证人身份作证,也无法享受“被害人陈述”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诉讼待遇。在公诉转自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证人身份已经让位于控诉人的身份。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身份应当优先。行刑事诉讼法自身作出了自相矛盾的规定,令被害人无所适从 其次,公诉转自诉案件引起的重要冲突还有证明责任的不合理转移。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