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强解放思想和云南文化.docVIP

金子强：解放思想与云南文化禅宗认为，影响人们认知的障碍，不是人们的一无所知，而是人们的既往成见。一无所知可以在大脑的“白纸”上绘上新知，而以往的经验，见识却往往成为大脑接受新知与超越既往的桎梏。说得有理。 　　今天，我们在思索“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而要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时，解放思想，冲块成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使“大脑革命”成为重要课题。进一步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一场“大脑革命”。 　　一、解放思想的条件与要素——从中国历史上三次思想解放的著名大潮说起 　　没有人否定解放思想的必要性，但解放思想绝非随心所欲、想解放就能“解放”。闭目塞听，孤陋寡闻就解放不了思想，“腹非”获罪、“弭滂”风行也不可能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条件与要素。综观历史上思想解放的大潮，至少需要如下条件：时代转换的关键阶段，是为时代条件；思想环境的比较宽松，这是环境条件；思想资料的极其丰富，当属资料条件；最后，凡属思想解放的大潮，一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这是能量特征。 　　思考这些条件与要素，对于我们今天继续深化“解放思想”也许不无裨益。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有三次最具代表性的著名思想解放大潮，这就是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现在还在继续推进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大潮时期。参诸上述条件与要素，尽管三次大潮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迥异(分别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时间跨度很长，但莫不基本符合这些条件与要素。 　　春秋战国时期，正当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时代转换关头(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是从领土经济到地主经济的转换关头)，更旧代新，旧的理念、权威、框架、取向大抵过时，“辞旧邦而立新命”，时代呼唤人们解放思想。时代需要新思潮，新思潮就应运而生，思想解放大潮具备了时代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环境也相对宽松。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变而为“礼崩乐坏”、“诸侯称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陪臣执国命”。就是说周天子在政治上制约不了诸侯了。经济上周天子当然也就统辖不了诸侯，甚至闹到周平王“驾崩”，无力治丧，只好向诸侯“求赙”——乞求丧葬补贴。由是，周天子在思想文化上势必钳制不了诸侯。绝非周天子“开明”而去放手允许“宽松”，而是无可奈何下的被迫宽松。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资料极其丰富，出现了空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不同流派、主张、代表、理论汩汩而出，色彩各异，意见相左，甚至针锋相对，各擅雄辩。但是，对立即是补充，对立即是丰富，反而为思想的解放，大脑的革命提供了极丰富的思想养料。相异便有碰撞，碰撞即是启迪，启迪滋生智慧，汇成思想解放的汹汹大潮。比如当时北方以儒家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同南方以道家为代表的荆楚文化就断然不同，前者主张“入世”即立功、立言、立德，人生一世“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后者主张“避世”，憧憬“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前者主张“仁”、“礼”，所谓“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后者主张“绝圣弃智”，倡言“虽有什佰之器而不用……复结绳以记事”，方能保持“不争”、“不贵难得之货”的“赤子”之心。前者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自强不息；后者主张“无为即无不为”，“贵柔守雌”……然而正是两家主张的反差极大而又持之有故，反而扩大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并增加了参照系数，使思想的灵动性和解放度更其增加。除了儒、道两家之外，靠西边的秦则汲取法家文化，与儒家等又大有不同。比如儒家主张“人性善”，认为靠“教育”便可将财欲、物欲等蒙蔽良知的灰尘污垢清除殆尽以恢复人的善良本性；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教育”不能泯灭人们趋利的本性而只有严刑峻法足以威慑与遏制人的贪欲。两家各有偏颇而视角不无可取，综观之于见仁见智之中，相反的见解正是以作不用功用的养料。春秋战国思想解放的大潮汹涌，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砥砺也正是一个不易置疑的原因。 　　春秋战国这次解放思想的大潮中，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遴选中，具有形而上色彩的最终只剩下了三家，即儒家、法家与道家，影响了此后中国2000余年的历史。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但凡“经邦治国”大抵是“儒表法里”：表面上标榜“仁义礼智”、“中庸平和”；骨子里施行的是严刑峻法、苛刻寡恩，所谓“王道”与“霸道”兼具。诚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所言的：我翻中国历史，这历史没有年代，通篇都是“仁义道德”……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两个字，通篇都是“吃人”。为官致仕者哪一天退休离休重归桑梓了，摇身一变又皈依道家了，讲究什么恬淡虚无、与世无争，东篱南山、逍遥自然了。儒、法、道三家交互为用，其糟粕与精华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长长的历史。“解放思想”大潮的分量非同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