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与新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doc

新闻生产与新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国内关于新闻生产有限的研究文献中,宣传管理大多被当作一种“结构性”制约因素,甚至被当作某种压制性权力因素来考察的[1]。我要尽力表明的观点是:对于新闻生产来说,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的宣传管理兼具“制约”和“使动”两个方面的作用,正如吉登斯所言:“形形色色的制约形式也都在不同方式上成为使动的形式。它们在限制或拒绝某种行动可能性的同时,也有助于开启另外一些行动可能性。”[2]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闻生产本身也是新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本文通过考察“宣传通知”以及一些媒体的贯彻执行情况,来分析宣传管理对于新闻生产所兼具的“制约”和“使动”作用 一 所谓“宣传通知”,指的是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有时也联合有关部门)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的新闻报道(个别情况下也可能针对某一则新闻报道)向新闻生产者(组织/个人)下达的具体指示,一般包括“宣传提示”和“报道注意”两大类型。前者侧重从正面对报道重点、宣传口径提出要求;后者侧重于对一些报道内容的限制,通常被业界称之为“宣传禁令”。在一份以正式文件形式下达的宣传通知中,往往同时包括这两方面内容 XX年初,国际粮油价格上涨,国内价格市场受到影响。XX年3月26日,中宣部与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当前价格形势宣传报道的意见》[3],要求各媒体“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当前价格形势宣传报道的重要性,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精心组织价格形势和价格监管方面的宣传报道,为稳定市场供应、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4月22日,山东省委宣传部与省发改委联合以“通知”转发此文。为深入考察宣传通知与新闻生产的关系,我们对此后XX年的市场低迷让养殖户心有余悸》、《一愁包不着成片地,二愁农资飞涨“吃”收成,种粮大户老刘的心事》和《增加供给以抑制食品价格上涨,茌平扶植城乡“菜园子”》。前两篇稿件显然不符合 “稳定”情绪和“正面引导”的要求。但一篇被作为“要闻”安排在3版“今日关注”的头条,另一篇也被处理为“读者#8226;职场”的头条,而完全符合通知要求的第三篇稿件则被安排在8版“山东新闻(县域)”的上半版中部。对照此后这类稿件的处理情况,我们有理由推测,这是在不了解通知精神的情况下所为。但换一个角度看,又能说明另一个问题,即在通知下达前,媒体虽然重点关注物价上涨情况,但也并未忽视政府在“保障供应、稳定物价”方面所做的工作。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此后这方面内容报道的原因统统归之于“通知” 事实上,新闻生产者和宣传管理者一样,也是社会实践的参与者,同样对社会实践有自己的认知。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实践方式的不同,而非认知能力的高下 26日的《物价涨补贴跟着涨,青岛将2.1万低保边缘群体纳入救助体系》和5月8日的《政府出手强力调控国内化肥供需,然而受诸多因素制约――化肥价格走势未卜》两篇稿件,分别被作为头版“要闻”和13版“济南新闻”的头条,后者还与发在同一版面的《价格调控三难题――访济南市物价局局长孙建民》相互配合,以及《王仁元在价格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上要求加强市场价格调控监督》,当然可以直接视为对通知中部分“宣传重点”[6]的贯彻。至于《氮磷肥80%以上浪费了,专家建议:面对化肥涨价,更应着力提高施肥技术》,是指导农民如何应对化肥价格上涨,只能算间接涉及价格形势;而《蔬菜价格逐渐走低》是一则一般反映物价信息的不足XX年新高,今年国内粮价有望保持相对稳定》一稿的处理上反映得尤为明显。这篇稿件的上方配有一幅《粮价上涨排队购粮》的图片,图片中两名孟加拉妇女顶着烈日在政府开办的限价店里购买大米,图文并茂,更加凸现了稿件所提供的信息:“面对国际粮食、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严峻环境,由于我国多年来一直把加强农业和粮食生产作为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加之近年来增加粮食生产投入,提高最低收购价格等多项措施的实施,使得一季度国内粮价明显稳于国际市场”。但所有这些做法都不是通知“给定”的――“通知”没有要求媒介多用新华社稿件少自己采写稿件,也没有要求进行国内与国际的比较(而且它是否真的能达到“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的目的还有待另作考察)。 可见,《大众日报》这一时期关于价格形势的报道既可以看作通知“限制”的结果,又可以看作通知“使动”的结果:一方面,通知的“总体要求”和有关内容“制约”了价格形势报道的某些“基调”;另一方面,正是这种限定“促成”了媒体的一些具体做法。“制约”和“使动”本来就是同一问题的两个面,使用这两个貌似对立的概念,一是分析的需要,更多地还有针对既往新闻生产研究中由结构社会学带来的偏向的意味 宣传通知必须通过新闻生产者(组织/个人)才能作用于新闻生产,这似乎是个常识问题。但指出这一“常识”绝非多余,因为在宣传通知与新闻生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