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在特大地震灾害中的心理调适及其效果研究.docVIP

新闻记者在特大地震灾害中的心理调适及其效果研究XX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地震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为强烈的一次地震,其破坏之大、影响之广、救灾之难均为历史罕见。地震发生后,许多新闻记者选择了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向全国人民迅速、及时、准确地发布各类新闻。记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地震现场他们是最早目睹惨象的第一人,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身处危险的环境中,许多现场记者都先后出现过恐惧、失眠、噩梦等不良心理反应,甚至在离开灾区后还依然惶恐不安,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危机,即所谓的“心理创伤(trauma)”。早期的悲伤反应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平衡,长期发展会产生生活的无意义感、降低心理和生理免疫能力,甚至发展成抑郁性疾病[1] 心理学家们认为,面对此类心理疾患困扰,人们需要做出心理调适(psychological coping)的努力,而这样的努力,经常需要外界环境的激发和支持,包括自己家庭、工作环境中所能提供的重新认知(cognitive reappraisal)和情感抚慰,以及心理咨询专家的治疗帮助。通过这样的内、外结合的心理调适,目的是帮助遭遇心理创伤的人们重新稳固自己对生活秩序和生活希望的宏观意义体系,并在这宏观意义体系内,重新评估灾难或不幸事件,包括纠正在“心理创伤”状况下容易出现的对灾难或不幸事件发生原因的误导分析,从而避免或减轻不当的自责[2]。这样的心理调适,也是为了帮助人们摆脱灾难或不幸事件的心理纠缠,从而恢复正面的情绪,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如何建设性地处理自己与环境的关系上来[3] 那么,这次突发性大地震在现场新闻记者的心理上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记者的感受和反应如何?他们对灾区现场新闻记者的事前心理准备有何建议?XX年8月,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会同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天津师范大学等,针对赶赴灾区的新闻记者进行了一项有关心理调适方面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非随机抽样方式,成功访问了249名大地震中奔赴前线的现场新闻记者,覆盖了上海和天津等多家新闻媒体单位 首先,从受访者的性别构成上看,男性占74.7%,而女性仅占25.3%,二者比例相差悬殊。这说明,考虑到灾区情况的危险性、男女心理和身体素质上的差异等种种原因,一般情况下,当灾难发生时,在第一时间赶赴前线的新闻记者中,男性的比重要远高于女性 其次,从受访者的年龄分布上看,以XX年的为主,共占总比例的69.8%,其中3～5年的为34.1%,5～10年的为35.7%;另外,有10.8%的受访者工作时长为10～XX年,而XX年以上和2年以下的受访者比重均仅占8.0%,另有3.2%的受访者未填写此题 最后,从受访者从事的工作性质上看,文字记者居首,占46.6%,摄影记者位居其次,占18.9%,编辑或节目编导占14.5%;另外,技术人员占6.8%,节目主持人或播音员占0.8%,其他工作性质的新闻工作者占7.2%,有5.2%的受访者未填写此题[4] 以下是本次调查的主要发现及其对策分析: 一、中国新闻记者在汶川地震中的心理感受及自我调适数据分析 1.新闻记者赶赴灾区现场的时段和地理方位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有XX年5月15日之前(第一时间)赶赴了灾区,28%的新闻记者于5月16日至19日期间(哀悼日前)赶赴灾区,另有超过半数(52%)的新闻记者于5月XX年轻的记者以前没有采访过类似的场景,所以在经历了灾区的惨状以后,一下子要静下心来继续开展日常工作,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调适 绝大多数(共有83.1%)受访者认为在记者群体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调适培训有必要,其中认为“很有必要”的占49.8%,“一般”的占33.3%;而认为“不大有必要”仅占10.8%;另有5.2% 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0.8%的受访者未填写此题。可见,有必要对记者群体尤其是新进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调适培训,以增强他们的抗危机能力 二、 中国新闻记者在特大地震灾害中的心理特征剖析及其对策 在本次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中,灾区现场新闻记者无疑是此次赈灾新闻报道中不可动摇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大多数不仅在第一时间赶赴受灾前线,而且先后到达了许多灾情较为严重的受灾区。地震过后,新闻记者较之以往行动更为迅速、及时,所到之处更加广泛、艰险。这说明,目前我国现场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正在逐步得到提高 与此同时,对于面临“双重心理压力”的新闻从业人员,除了他们的专业水准、职业伦理等之外,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他们的心理素质训练,包括处理危机和心理创伤的训练。此处的“双重心理压力”,是指某些特殊人群因所从事职业的缘故,会在工作中直接面对、处理不幸或灾难(如火灾、地震、战争等),并在整个过程中,在自身的生命健康同样受到威胁的同时,持续面对他人所受的危害,更会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