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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中心文化对科学精神的消解【摘要】道德中心论、动机中心论和权力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种面相，表现出缺乏客观立场、忽视知识的真理性和拘泥于简单辩证思维的特征，从而构成对强调客观性、追求真理和注重实证经验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排斥和消解。考察中国文化中科学精神贫乏的根源，需要深入分析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动机中心文化的内在结构及特征 【关键词】道德中心论 传统文化 辩证法 科学精神 消解 凡是从客观主义立场考察中国文化的学者，大多都会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表现在中国人意识、思维和行动中的中国文化，具有三种既相独立、又相联系的特点：权力中心、道德中心和动机中心。由此，一种文化便可以有三种不同的面相：权力中心文化、道德中心文化和动机中心文化。权力中心文化是指在中国人的世俗价值选择中，权力往往处于中心地位，从而造就了官本位的社会价值格局；道德中心文化是指道德居于中心地位，而其他文化形式或不受重视，或处于从属地位；而动机中心文化是指在人的行为动机与效果方面，人们更看重动机而忽视效果，相应地忽视工具和手段的选择与完善，把这种文化特征称为价值中心文化 科学精神的价值依托和社会背景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指以可靠的经验事实和正确的演绎规则研究事物和现象的观念态度和行动倾向。从核心价值观来看，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即最高目标是追求真理。从内在结构来看，科学精神包括理性精神、求实精神、开放精神，创新精神、分析精神和实践精神。其中处于核心层次的是理性怀疑精神和求真务实精神 要搞清楚中国道德中心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乃至对科学精神形成的影响，需要深入分析科学精神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以及科学精神对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所发挥的作用。比如，在分析科学精神的文化基础时，必须注意到，古希腊学者取得的包括理性怀疑、实证检验、抽象概括、归纳演绎等方法在内的伟大成就，都必须和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和初步成型的社会制度相联系。他们以追求真理、认识事物的本质作为核心目标，根本原因是当时雅典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是相对开放的，对理性质疑持相对宽容态度；而在社会制度方面，从雅典城邦在做出决策时需要“多数人支持”这一制度视角来看，观点的正确性在这种制度下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真理的价值在制度层面得到了一定的承认和重视。从科学精神的后续发展中不难发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对真理的追求从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领域中淡出，科学精神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制度和文化基础，科学的发展迅速停滞，直到启蒙时期通过斗争打破了宗教神学的长期束缚，科学精神才得以复苏和新生，科学革命也随之而来 道德中心文化与科学精神的内在冲突 作为分门别类地考察客观对象的科学活动，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这就是必须承认真理的客观性。而道德中心文化所关注的焦点，却是人的主观动机以及各种社会关系。而且，传统文化用来评价事物的标准，即善恶标准其实是一种主观标准。道德中心文化的这种价值取向，显然和科学精神所追求的客观性判然有别。即使是研究自然现象，也总会将善恶观念掺杂到客观的自然进程中去，而这种夹杂了主观预期的思维方式，自然就很难得出真正客观的结论，更不可能发展出适用于研究外在事物，寻找客观真理的科学方法，从而产生真正的科学体系和科学精神了 由于道德中心文化在评价事物时都采用简单的善恶对立的二元观念，这种评价方式只考虑某一事物、某一行为、某一现象的最终结果对自己或某特定主体是否有利，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却无从考虑这一结果发生的因果联系是否有内在规律。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就是基于直觉和简单经验的思维方式，即简单经验主义，只求得到一个符合需要的结果，只求解决眼前问题，而不对深层原因或如柏拉图所说的理念进行探索和分析。这种思维方式的后果使很多抽象性较强、严重依赖思辨推理的学科，比如代数学、逻辑学、几何学等，无法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真正发展起来。即使有一定实践需要的学科，也很容易停留在浅尝辄止的水平，无法发现暗藏在大量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更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需要明确的是，在道德中心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道德，实际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也是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一种观念力量。中国传统儒家所建立和捍卫的道德，主要就是被后人总结为三纲五常的纲常礼教，而这些社会规范的背后则是需要保护的君权、族权、父权、夫权等封建社会秩序。换句话说，传统道德本身就带有保护权威、不容质疑、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内在目的，所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但是，科学精神中却有一个关键要素，就是理性的质疑精神，其职能在于排除谬误、发现真理，而传统道德就是通过对既有秩序和权威的维护，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消解人类理性的质疑能力，最终影响科学精神的形成 最后，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要求是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