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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戈尔巴乔夫政治制度改革浅探苏联解体原因摘要：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顶降落下来，宣告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错综复杂的，有制度性因素，有外部因素，有民族政策的失误，等等。其中戈尔巴乔夫偏离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诱发了社会的全面危机，直接促成了苏共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 苏联解体 苏联的解体是XX年来，随着国际学界对这个问题研究的展开及大批苏联历史档案材料的公布，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范围更为广阔，如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地缘学等角度探讨其解体原因。虽然苏联解体了，但对其研究需要进一步加深，这对当今世界上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尤其像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更应该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于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一、严峻的国内政治形势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新一代党中央总书记，由于长期矛盾和困难的积累，此时苏联的形势可谓“步履蹒跚、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实际上，在我被推到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上时，就已注定我别无选择，因为整个国家正期待改革的到来。”[1]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写到：国内日益复杂的局势“包藏着发生严重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这一局势“使改革成为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2] “改革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发明，他是表达了社会的需要。”[3] 苏联政治体制僵化、不健全，严重影响政府的工作效率，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缺乏民主、破坏法制；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声誉；缺少有力的必要的监督机制，个人或少数人独断专行，政治弊端不断出现，表现在： 第一，苏共领导干部内部出现特权阶层，党内腐败严重。1953年，苏联部长级干部的工资待遇是当时普通民众最低工资的46倍。许多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法利益。苏共党内，尤其是在高级干部中贪污腐化极其严重，老百姓对此积怨甚深 第二，干部任命制、职务终身制使苏联形成了一个官僚精英集团，他们中很多人思想僵化、骄奢淫逸，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不满的情绪日增。苏联社科院一次关于苏共性质的调查表明：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只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而认为仅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可见，苏共已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信任 第三，党政机关结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80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所属64个部，XX年苏共十九大提出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改革重点转向政治领域。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并把“社会主义多元化”、“民主化”、“公开性”作为三大旗帜；会议决定把一切权力归还苏维埃，成立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再由它选举组成最高苏维埃作为人代会的常设机关。这次会议与以往不同，各种政治观点和对改革的看法进行了激烈交锋，并形成三大派，即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激进派”、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传统派”、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改革派”。12月通过了修改《宪法》和《选举法》的决议；改革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差额选举制；以议会制取代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公民可以不受限制地竞选公职。次年5月举行第一次人代会，组成新的最高苏维埃，戈氏当选为首任主席。1990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人代会修改了宪法第六条，从法律上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会议确立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戈氏当选为首位总统；会后成立了负责决策的总统委员会。7月苏共二十八大提出了三个派别的纲领，即《苏共中央纲领》、《马克思主义纲领》、《民主纲领》；改革了苏共政党体制，改称苏共是“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针。12月举行第四次人代会，决定保留原国名；通过了按“主权共和国联盟”的原则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总构想；决定实行内阁制和设立副总统职位 政治改革的中心内容和目标就是戈氏倡导的三面旗帜，他要求“彻底恢复列宁的公开性原则、社会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 。[4]打破“批评禁区”，鼓励报刊、电视和广播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表批评意见；废止报刊保密检查制度；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希望如实地恢复人们所经历过的一切历史的本来面目。[5] 可以说，在改革之初，为使广大民众关心和参与改革，实行“公开性”原则，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重大决策和活动让人民知道是需要的。但预期的经济改革受挫后，戈氏把“公开性”推向了极端，其结果：一方面是改革未取得经济上的效益；另一方面，激起了政治过热现象，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把社会引入了纷争与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