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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师长们故事(连载一)XX年代，我有幸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虽然两年后就遭遇了文革这场浩劫，众多师长们的风采还是令我终生难忘 原来我以为，大学里的老师都是教授，一个个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且都西服革履，道貌岸然。出乎意料，北大的师长们绝大部分都很朴实，一身中山服，态度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那个年代显得比较“各色”的，西服领带，衣冠楚楚，一副大家学者风范的，寥若晨星 无论什么装束的老师，都会透出不同程度的学者气质，都有着不同凡响的故事 依然讲“猴变人”的孙淼 给我们上课的第一位教师是孙淼老师，这是一个相当朴实的中年汉子。他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司职于该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华文明的起源、先秦史是他的专业特长和研究方向。远古时代、中国猿人是他的课，也许是这段历史本身缺乏感性魅力，也许是他的课讲得相对平淡，也许是我的专业思想还不那么牢固，也许是“猴变人”听过好几遍了，总之，让我感到索然无味。那些什么旧石器、新石器、陶器、铜器、铁器等等，虽然都是专业必修课，可我这样对此不太感兴趣的学生，听起来实在打不起精神 后来，系里组织我们去周口店北京猿人展览馆参观，倒是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记。当时同去的还有考古专业的老师，讲了贾兰坡等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发掘周口店北京猿人的来龙去脉，以及北京猿人头盖骨如今仍然不知去向的历史之谜，让我们听得全神贯注，而且激发了大家学习历史的兴致 孙淼后来研究成果多多，因此担任了中国老教授协会社会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夏商周断代工程评审专家等等学术研究机构的职务 XX年国庆长假期间，我们64级历史系学生为纪念入学40周年，到系里集中与当年的任课老师座谈时，白发苍苍的孙淼老师也参加了。当同学们谈起他第一个给我们讲专业课还是“猴变人”时，他开心地笑了 “道路以目”的张传玺 张传玺老师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比较深。他讲的也是中国古代史先秦史这一段。张为人谦和，幽默风趣，丝毫没有架子。他讲到西周周厉王暴虐，老百姓民不堪命，闲话蜂起，怨声载道，周厉王变本加厉，实行“敢言者杀无赦”的暴政，找来一个卫巫，让他“监谤者，以告，则杀之”，致使一国之内熟人相见，也不敢交谈，只能“道路以目”。讲到这里，他还学着当时的情景，在讲台上表演起来，逗得大家乐个不停 他是山东日照人，曾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及历史系学习，1956年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北大副校长、史系主任翦伯赞，主攻秦汉史。以后就留在北大历史系任教，并成为翦伯赞的助手 1958年到1959年，他曾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并担任云南潞西县遮放区傣族调查组组长和武定、禄县彝族调查组组长。讲课时，他曾给我们谈到他们当时调查的情况：不少少数民族还是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实行的还是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还谈到国内历史学家们对要不要保留这些少数民族的原始生活方式，观点不一样。一派认为，为了便于研究，应当使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继续保持现状，否则就会给古代史的研究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一派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人为地阻挡，不能为了少数专家的研究，就让那么多的少数民族依然生活在几千年前的极端落后状态中，那样，太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人道主义了。大概是他阅历比较丰富，又有深厚的专业功底，所以他讲课非常放松，广证博引，妙语连珠，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听他讲课的确是一种享受 文革开始后，由于他是翦伯赞的助手，也是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好在他早年参加革命队伍，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后来他一度被放到我们中国史班参加文革活动，大家在一起无话不谈，相交甚深。有一段时间，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让我们给他们提意见，我们经过认真讨论，毫不客气地指出：关键是一定要相信群众，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并以此为主题，联名写成一篇东西，得到了张老师的认可，称道我们一针见血，击中要害 再见面就是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庆祝北京大学成立100周年盛典大会，与张传玺老师邂逅相遇，相谈甚欢，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并合影留念。历史系的纪念大会，我们又相聚在古色古香的院落中，中国史专业的同学们都争相与他合影 后来得知，文革后，张传玺老师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为翦伯赞平反。1978年，北大当局还要宣布学校关于翦伯赞的审查结论――仍然是“四人帮”时期做的结论，听说这个消息的翌日晚，张传玺去找北大主管落实政策的党委副书记，想阐明自己的观点，不想却碰了钉子，这位副书记翻出翦伯赞的档案材料，称此结论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张老师在极度失望之后，下决心把这件事做到底。他联合了其他7名教师，又起草了给校党委的一封信，然后在一位老教授的率先支持下，找了其他人一一签名，又送到那个副书记手中。然而，一个星期之后，“八人上书”杳无音讯。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