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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生态学岭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刍议[摘要]在文化生态学视野下，岭南文化存在复线演化途径，兼具历史性与时代的文化核心。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需要各级政府超越地域观念，协力合作；需要政府与学术机构、海内外社会团体等社会各界的良性互动；需要加强地方特色文化的基础性研究，推动学术研究与实践操作层面紧密配合，形成上下齐心，内外合力，知行结合，共同推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良好局面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岭南文化；文化生态保护区 [作者简介]陈海忠，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博士，广东潮州515041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XX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制定《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XX年)》(下称《简要》)，提出加大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建立广府文化等八个文化生态保护区，打造若干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一项涉及多个学科、多个部门、多个行政区域的复杂社会工程。目前，受思想认识及行政区域的限制，各地在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方面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存在重保护、轻研究的倾向，研究与保护实践结合不够紧密，在保护工作中存在重复建设的现象。本文以文化生态学理论为指导，重新解析岭南文化在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特质，探讨在建设文化强省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问题 一、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岭南文化 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主要包括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三大体系。人们的日常经验可以感受到岭南文化的很多显著特征，如粤人重商务实、敢冒险、勇于拼搏、族群观念强……文化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如有古方言活化石之称的粤语、潮汕方言、精致的粤菜与潮州菜、休闲的功夫茶、热闹的民俗活动、金碧辉煌的祠堂以及巧夺天工的木雕、石雕、抽纱等等。这些都属于文化生态学研究的范畴，但文化生态学研究的重点不是知其然，而是知其所以然，就是探讨这些文化现象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形成、发展和变化以及文化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换句话说，环境是如何塑造了今日的岭南文化以及有可能如何形塑未来的岭南新文化 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J.斯图尔德发表《文化变迁的理论》一书，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诞生的标志ill(m2)。斯图尔德提出“生态适应决定论”，强调“文化生态之适应――人们在个别的环境中修正其具有历史渊源之文化的适应过程――是文化变迁中最有创造性的过程之一”C2](m7)。对于文化演化的模式，他提出“多线演化论”，认为一个社会的演化不是从一个阶段演化到另一个阶段而已，而是从一个阶段的某一个文化类型演化为下个阶段的某一个文化类型。他还提出文化核心(CulturalCore)的概念，指与生产及经济活动最有关联的各项特质的集合，包括社会、政治与宗教模式等 斯图尔德的理论数十年来历经批评，但仍然是现代文化生态学最重要的理论方法。后来的研究者在斯图尔德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的概念、理论与方法研究人类文化，以讨论人类文化及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环境、结构、秩序与状态等。环境是文化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学者们发展了斯图尔德的文化核心概念，认为环境包括内环境与外环境。外环境是指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自然地[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亚热带条件下潮汕古民居保护研究”(XX年汕头开埠后，韩江流域地区持续出现大规模向东南亚地区的移民运动，导致近代海外华人社会和本土侨乡社会的形成。近现代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分别在“两个社会”中存在、发展和变化，本土与海外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不同，使文化呈现复线演化的特征。1949年以前，人民往返海外相对自由，真正定居东南亚的尚属少数。这“两个社会”的沟通和联系还十分密切，同质性较高 自1955年万隆会议至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在“两个社会”的发展环境差异性极大。一方面是东南亚民族国家意识蓬勃发展，海外潮人社会都面临着融入所在国的问题，面临文化认同的选择问题；另一方面是国内与东南亚国家实行了不同的社会制度。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在本土与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历经数十年的变迁，其内部异质性明显增大。改革开放以后，“两个社会”的沟通与交流正常化，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迎来了大发展的新契机。在这一意义上看，斯图尔德“多线演化论”已不足以诠释岭南文化的发展历程，反而对岭南文化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发展 第二，岭南文化核心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岭南文化是历史变迁与时代大潮自然交叉、融合的产物；是粤人在历史与当下的各种环境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持续修正自身行为模式的过程 今日所观察、感受到的岭南文化并非从来就有，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从纵向的角度看，岭南文化的来源包括远古时期的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