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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陕甘宁边区推进的民主政治建设，在实现党对政权的领导、保障边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建立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党的领导；民主政治；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XX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8]。这种广泛的选举资格，使绝大多数民众都能参与政治活动，扩大了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的群众基础，增强了团结抗战的力量 2．选举方式。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选举产生边区、县(或等于县的市)及乡三级参议会，再由三级参议会分别选举产生三级政府。“普遍”，指选举人资格的广泛性。“直接”，指由人民直接选出参议员，而土地革命期间，苏维埃代表的选举则是间接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各级参议员的选举是直接的，这就使人民参政议政的机会和条件更加充分，因而，边区选民的参选率很高：第一次普选，选民的参选率为70％，第二次为80％，第三次则达到82.5％。“平等”，指选举人一人一票，其效力都是一样的。在土地革命期间，苏维埃代表的选举还是不平等的：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和家属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工人(包括苦力和雇农)享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较之农民优越(工人居民每13人选一代表，农民居民每30人选一代表)。[9]“无记名”，指选民在选票上只写被选举人的姓名，不写自己的姓名，这样有助于保证选民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投票 3．投票方式。边区根据选民居住的密集程度和文化水平，采用了“背箱子”、“投豆子”、“乍胳膊”等三种投票方式。“背箱子”适用于选民有一定文化水平、地广人稀的选区，能保证选民的参选率，又能给选民较多的考虑余地。后两种方式主要针对文化层次较低、人口比较密集的选区，由于方式简单明了，便于操作 4．公开竞选。1942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规定：“各抗日政党、抗日群众团体，可提出候选人名单及竞选政纲，进行竞选活动，在不妨碍选举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10]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提名候选人时，不仅推荐自己的党员，同时也推荐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他们提供条件，“在必要时须以自己的活动去帮助真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非党人士竞选”[11]。此外，为了切实落实三三制政策，还聘请非党民主人士为边区参议会的正式议员，作为民主选举的一个辅助手段。为此，中共西北中央局还专门发过通知――《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聘请非党民主人士为边区参议会正式议员的通知》。在《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的第三条中明文规定：“同级政府认为必要时， 得聘请勤劳国事及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有名望者为议员，其名额不得超过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12] 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雏形 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毛泽东曾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就是统一战线政权。”[13]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真诚合作，对于边区的巩固和建设，对于团结各个爱国阶级和阶层，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投身抗战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在政治上，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保证他们有职有权。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中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14]党外人士李鼎铭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初期，觉得共产党员没有充分尊重他的职权，因此，在工作上表现出一些消极和不满情绪。党组织发现这一问题后，随即商定了几个改进措施。一是各厅、处、院要轮流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参议会正、副议长报告工作；二是每次政务会议前，相关部门的党员负责人必须向李副主席汇报会议内容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征得他的同意再开会；三是某些不需要经过政务会议而要李副主席签署的文件，必须事先向其说明；四是党员平日要与党外人士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后来，李鼎铭在答延安中外记者团中一位英国记者问时，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有职有权。”这位英国记者事后对李维汉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时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安文钦，虽然平时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比较右，但在外国记者面前，他也为边区说话，痛骂国民党。这些党外人士同中外记者谈话时之所以都有个“边区立场”，这主要得益于共产党员能够同党外人士真诚合作，党外人士能以主人翁自居，自然会自觉地维护边区利益。[15] 在生活上，对党外人士给予必要的照顾。最初，李鼎铭的居住条件相对较差，党组织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为他新砌了石窑洞，请他搬入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