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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约权力理论和现实思考[摘要] 人民大众形成的社会群体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在客观上形成了对公权力的约束，也即形成了“社会制约权力”模式。对此，托克维尔和罗伯特#8226;达尔在其著作中均有开创性的表述。在理论渊源上，“自然权力―社会契约―人民主权”思想以及“国家―经济―市民社会”理论是其法理基础；在现实社会中，发展和完善听证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社会团体的自治活动，以及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作用是其作用途径 [关键词] 社会力量 权力制约 理论基础 实现途径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各项社会事务中，人民大众形成的社会势力已经越来越多地、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发表自己的主张，甚至作出足以影响结论的判定，在客观现实上形成了对公权力的约束，也即形成权力制约的社会力量。此种权力制约模式，我们称之为“社会制约权力” 1 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源起 关于社会制约权力，一般认为是指社会主体（包括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势力等）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对社会的支配力，既是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支持国家权力健康运行的凭借，也是人民阻止国家权力滥用乃至纠正违背人民意志的国家权力的专横的社会力量[1]。最先明确提出社会制约权力理论的是19 世纪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并由XX年5月1日实施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确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地位，《决定》明确了人民陪审员的职责定位，确定了由人大常委会任命并采用随机抽取的产生方式，赋予陪审员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同时对参审案件的范围、任职条件、日常管理和经费保障等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纵观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贯彻实践，主要存在以下的问题：①、在选任上，对选任程序未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选任中对候选人如何进行广泛深入的考察及综合能力测评还缺乏实践经验；如何保证人民陪审员的广泛代表性、如何平衡“精英化”和“人民性”等也是选任中的重要问题；②、在庭审作用发挥上，人民陪审员往往由于业务水平的限制，无法对案件形成独到的法律见解，庭审活动还是由法官具体安排，往往出现“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③、在监督约束机制上，目前对陪审员的工作纪律及错案追究制度还没有完全规范化，对人民陪审员的监督制约制度以及奖励惩处机制还存在不足和缺陷，对人民陪审员无故不参与庭审等如何具体追究责任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④、公众对陪审活动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还不高 为更好地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弘扬司法民主方面的重要作用，可考虑：①、强化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能力。在法律不断更新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有必要强化对人民陪审员法律知识的培训，并同他们进行不间断的信息联络，主要包括任职前培训、业务培训、案例研讨等；②、注重庭前引导，引导陪审员熟悉相关法律条文，领会有关法律精神等，使其在审判过程中发挥出更好的作用；③、强化规范管理，加强人民陪审员的人事管理工作和参加审判活动的日常管理工作；④、强化制度约束，建立健全人民陪审员考核机制，对每个人民陪审员在任期内完成的陪审工作进行量化，每年对人民陪审员的工作进行综合测评； ⑤、强化宣传引导，增强人民陪审员的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 4.3 建立和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对诉讼以外的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程序或制度的总称，其被普遍认为是为了弥补诉讼固有弊端、缓解诉讼压力、节约纠纷解决成本、适应多元社会而产生和发展。郭道晖先生称之为“社会化的准司法权”，即体现了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从而形成了某种制约。但是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迎来其发展契机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重大的问题，如该机制自治性和正当性关系的理顺问题、非诉讼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非诉讼纠纷解决结果的效力问题、社会协商机制和诚信氛围的树立问题等。笔者认为，发展和完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对该机制的自身价值予以重视，在纠纷解决中充分发挥其灵活性、温和性、高效性、简便性、以及成本低廉的特点；其次，完善各项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设计，强化组织和人员保障，细化各项程序规定，使其在体现灵活性的同时具备规范性和正当性；第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立足于权利自治和协商机制，应在制度设计中保障其独立性和民间性，减少行政干预；最后，确定解决结果的效力，增强公众信任感，并真正使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 4.4 鼓励和发展社会团体的自治活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渐确立，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对于改善国家民主治理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从其发展情况来看，各种社会团体的自我表述、团体认同和自主性发展都十分缓慢，政府主导和“官民二重性”是其显著特征[6]。社会团体呈现出行政附庸化倾向，它们往往通过仰赖政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