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德尔等论贴近民众的传播模式(定稿)概要1.docVIP

论贴近民众的传媒模式：超越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模式 乔·巴德尔、里因·海因斯 著 谢小芳 译 导言 近期对媒体社会责任的日益关注不仅与这一话题在学术界的反思发展有关，或许更多的还与传媒行业自身的结构性趋势有关，这些结构性趋势为这一话题的紧迫感提供了实证基础。过去20年里，整个西欧形成了双重的广播电视体制，公共广播公司与商业竞争者并驾齐驱。这一新的、以日益增长的竞争性为特征的媒介现实包涵了在盈利和非盈利部门内空前商业化运作的传媒公司，并在内容方面导致了更大的文类混合（如新闻娱乐化、文献剧情片、真人电视等）。这一发展表明，广播电视事实上正紧随一直曝露在市场规律之下的印刷媒体的步伐。近几十年来，这一行业的古老传统——包括必要的编辑自由和文化考量——已让位给现代企业制和所谓的“股东价值” （shareholder value）。在许多学界观察者看来，导致各地媒体商业化管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变化既已如此，传统上以法律和市场导向为基础的问责机制已不足以适应形势的变化了（参见Blumber and Hoffmann-Riem, 1992; Mitchell and Blumler, 1994; McQuail, 1997）。 上述变化的结果是，近几十年来，公民在媒体中的地位变得更加弱化了。在此情形下，恢复公民在媒体和媒体政策讨论中的地位似乎是恰当的。本文的中心议题是：现代传媒在多大程度上为公民服务？如何加强媒体对民众的问责性与责任性？我们对媒体问责性的评估从荷兰开始，该国具有民众参与媒体活动的优良传统，但我们也会论及其它国家时下的“最佳范例”（best practices），如北美与西欧等。我们还会从历史和现实层面审视目前传播学研究中关于媒体系统社会责任与问责性的学术反思，以及关于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就（媒体）公司“善治”所进行的思考。 二、报刊与广播电视政策：从自由到责任 报刊政策 有关报刊政策的最初动议是二战后才出现的。在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参见Hutchins Commission, 1947）提出了“报刊社会责任理论”。在该委员会看来，媒体拥有者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公民提供高质量的新闻服务是一种不能逃避的总体性社会责任；[新闻报刊]社群不能将关乎其自身作为自由社会存在的最终责任完全委托给任何其他机构。(引自Hutchins Commission, 1947:126) 为达成这一目标，哈钦斯委员会规定，新闻媒体必须真实、准确、诚实、客观和简明地对事件加以报道。该委员会既将媒体看作商业产品，又将其视为“公众的委托人”（public trustee），这一结论在美国和欧洲均引起了共鸣。它形成了一股与已经得以发展的商业主义和党派偏见相抗衡的力量，尽管它要引发欧洲更积极的媒体政策还需假以时日。 战争结束后不久，荷兰以“报刊净化”（press purification）措施为形式出现的第一项政策动议得以实施，它被认为是必需的，因为二战期间荷兰报刊对于入侵势力表现得太过软弱。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荷兰巨大的兼并浪潮引发了报业内外的极大忧虑，再一次凸现了报刊政策制定的紧迫性。出版商和新闻记者要求额外的支持措施，政府因此被迫修改了传统上极其反干涉的、收敛节制的报刊政策，该政策仅在报刊净化期曾中断过。上述忧虑最显著的政治后果是1974年荷兰报刊基金会（ Netherlands Press Fund）的成立。该基金会对日报的津贴补助最初是一般性的，后来越发具体，标志着荷兰政府开始偏离传统上收敛节制的报刊政策。新成立的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当时正在推行的公共广播和电视的广告收入。除成立荷兰报刊基金会外，新闻工作者还达成一致意见，成功地制订了“编辑室公约 广播政策传统的性质有很大不同。由于频率的稀缺以及人们对广播媒体社会影响力的期望值，荷兰政府在1930年对电波进行了分配。尽管在荷兰也有人支持商业广播（比如荷兰早在1919年即出现的市场驱动的初创阶段就存在这一呼声，而且还被美国当成组织模型），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支持仿效BBC建立全国广播网，但荷兰国内的政治家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社会政治分类法（“柱形化的”）的电台广播模式（sociopolitically compartmentalized [ ‘pillarized’] model）。在这一去中心的模式中，私人的、非商业化的广播公司有极大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节目时间。这些从社会政治角度界定的广播公司无疑是自身[政治] 运动的一分子，这一点也可在公共生活的其它领域得到证明（参见Bardoel, 2001）。广播公司的财政完全依靠会员的自愿捐赠，而由政府收取的执照费在战前尚不存在。因此，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的确导致了会员的减少，广播公司不存在合法性问题。 战后，广播公司（电视也接着跟进）在忙于使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