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补偿对贵州保住青山绿水的现实意义.doc

环境补偿对贵州保住青山绿水的现实意义补偿机制的建立，在许多人眼里，是一个有关区域经济关系“扯皮”的话题。但随着了解增多、研究加深，就会看到，这实际是涉及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调整现有的区域关系，实现横向联合，缩小区域差距，防止进一步“社会排斥”的根本问题 我曾在《贵州该不该与能不能找广东要水钱？》中提到珠江调水压咸的事件。一声令下，贵州放水8.43亿立方米。根据当时广东的报道，放水支出为1700万人民币。而后听说，广东省委曾派人到贵州表示感谢，送了1000万人民币。而经了解，深圳在广东省东江供水工程支付的水价格是每吨0.79元人民币；深圳建设的东深供水工程，取水价格是0.81元/吨。以0.79元为参考，8.43亿吨水的理论价值，在广东省值6个多亿人民币 我算这笔账，不是为了挑起有关“水钱”问题的争端，而是让人明白在转型期，建立起环境补偿机制的巨大意义。因为，假如长期不计代价放水，那结果只能是，下游继续破坏性挖沙（比如，西江大桥被撞断，肇事船就是一艘3000吨级运沙船），珠三角继续在现代化中大幅提高GDP，污染、浪费、高消耗水资源――因为真有危机时，行政命令会启动“父爱主义”，无偿调水。这实质是一种负向激励，它颠覆了我们头脑中所有关于“血浓于水”的正向激励概念，异化为贫困地区向富裕地区“输血”。而扭曲的“输血效应”，是我们过去研究扶贫，研究区域关系，研究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却没揭示过的一个新课题、新“原理” 作为对反向激励的一种“报答”，上游的人采取的发展方式，往往是克隆、复制他人走过的道路与模式，拼命工业化城市化，牺牲环境，在源头污染水源，排放废气。水与蓝天，在这种扭曲的追赶型、不协调的现代化进程中，成了人人离不开，却无人保护的“公地”。因为，下游GDP与上游无关，地区差别却在扩大而不是缩小。让上游的人一边忍受贫穷，一边无私地爱护水与空气资源，无异于逼供不起孩子读书的人学雷锋。我不是说雷锋不该学，而是说这种“逼”人的格局，既不合理也不道德。而这一现实，终于由国家设立重庆、成都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而让人看到了改变与重建的契机。比如，重庆破题土地流转，就连带着更大的范围实现资源环境利益补偿的命题。虽然还在摸索，但业已说明，从长江流域开始，确立补偿制度、创建补偿机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长江三峡水库区上游地区水污染，远比珠江水污染更具杀伤力、更具威胁性，也就更严峻 著名学者林凌教授指出，在我国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在法律上已经有了根据。我国《森林法》明确规定要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它体现了生态效益受益区域对生态效益贡献区域的经济补偿，同时也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这是全球以及各国或地区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这个合理要求的提出，反映出打破行政区划，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必然会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大家都跳出分灶吃饭带来的局限，共同对不可分割的整体利益负责，实乃民族幸甚！世界幸甚！ 《再造中国》作者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曾以贵州普定县为例，对贵州的石漠化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调研。普定县位于长江与珠江的分水岭，喀斯特地貌占全县面积的84%，这一比率高于贵州省的70%平均值，非常具有代表性。现普定县石漠化面积占全县面积21.5%，为35.2万亩，每年的石化率为7.07亩/平方公里，每年全县新增石化面积为8300亩。建国初期，全县森林面积曾经达到57.3万亩，森林覆盖率为35%，到1985年时，森林覆盖率只有7.4%，至1999年，森林面积恢复到43.6万亩，森林覆盖率也恢复到21.1%。该县林业局长说，石漠化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但国家没有专项资金（实无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要想让还在解决温饱问题的人从35度、25度以上的坡地退耕还林还草，谈何容易！ 西部的现代化，在于休养生息，恢复青山绿水，而目前要制止住生态恶化，就离不开建立补偿机制。流域经济唇亡齿寒，只有建立这种现代补偿制度，才能使西部做到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区域经济在于行为细分，如果都只按GDP这一个钢琴键，只能让这架琴提前玩完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