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汇编.doc

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 —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 刘跃进（文学研究所）：先秦、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文化及有关典籍的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厚的成果，也遗留了不少问题。二十世纪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其中的甲骨文、金文、简帛佚籍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为先秦秦汉典籍的整理以及上古文明史的探索，带来了新的契机，并促成了有关新兴学科的迅速发展。从文学史的研究来看，这些新发现不仅仅是提供了有关新的资料，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往对先秦、秦汉文学史的一些传统观念。 江林昌（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确实如此。早在七十多年前，王国维先生在清华研究院作《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著名演讲中就已明确指出：“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 历史已经、而且还将继续证明：这是一个平实而又深刻的见解。而今，我们又处在这样一个“新发现”的时代，李学勤、裘锡圭两位先生多年来一直活跃在学术前沿，为海内外学术界广泛瞩目。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请两位先生畅谈自己的研究体会，并对先秦、秦汉文学史的研究发表真知灼见。既然“新发现”是我们这个时代学术的显著特点，那就围绕着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这样一个热点话题畅所欲言吧。 江林昌、刘跃进（以下简称江、刘）：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不妨从下列四个方面展开：一、考古发现与二重证据法；二、简帛佚籍与古籍整理；三、考古发现与文学史、文明史研究；四、为什么要走出疑古时代？ 李学勤（中国历史研究所）：最后一个论题主要是由我提出的，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还有待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裘锡圭（北京大学中文系）：那我们就先从前三个问题谈起。 一、考古发现与二重证据法 江、刘：考古发现使我们对书面文献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里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王国维先生因此而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二位先生在研究当中，也经常运用“二重证据法”，请谈谈具体的情况。 李学勤：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他所说的地下材料，主要是指有文字的部分。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里例举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四项重大发现，都是文字资料，用这些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对照研究，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实际上，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实可划分为有文字与没文字的两类。没有文字的考古材料，如遗址、墓葬、建筑、服饰、器物等，同样可用来印证古书。香港饶宗颐先生还因此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如张长寿先生在《文物》1992年第4期上发表《“墙柳”与“荒帷”》一文，讲沣西井叔墓里的铜鱼，作为棺盖上的装饰，一串串的，其时代是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后来，我们在三门峡的虢国墓地里也发现了这种铜鱼。这些考古材料，正可与《仪礼》里的有关记载相对照。因此，可以推论，《仪礼》这部书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与春秋时代有关。 江、刘：拜读裘先生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史新证》所撰写的前言，知道您对于王国维先生的这一著名论点也有很深的体会，对此一学说能有进一步的阐述吗？ 裘锡圭：我很同意李先生的观点，这里再举一个有关《仪礼》的例子。陈公柔先生在《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发表《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将《仪礼》所记随葬器物的组合形式，跟考古发掘中所见的实际情况对比，认为《仪礼》反映的许多内容是战国初期的情况。再与上引张长寿的文章相联系，可得《仪礼》的成书时代约在春秋战国之际。又如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指出，《尚书·禹贡》所记梁州贡品中有铁。从考古发掘看，铁要到春秋后期才开始比较普遍地使用。因此，《禹贡》成书时代的上限当不能早于春秋。 江、刘：以往的先秦文学史研究对于非文字的考古资料重视不够，误以为不是自己的研究对象。从两位先生的介绍中可以看出，非文字的考古资料在印证传世文献中可以能发挥如此重要作用。就二位先生论述在此讨论的“三礼”问题，就很有意义。起码，今后对于“三礼”中的有关资料就应当重新加以考虑和利用，这就扩大了先秦文学研究的视野。至于有文字的考古资料对于先秦文学研究的意义，二位先生是怎样看的呢？ 李学勤：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传世书面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和变化。而考古获得的文字资料就不一样，它是我们能直接看到的古代原始遗存，因此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至少有两点是最明显的，一是据以判定传世古籍的年代，一是据以校读传世古籍里的字词与文句。 江、刘：您能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吗？ 李学勤：董作宾先生写过一篇论文叫《王若曰古义》，文中引述了一版甲骨文，上刻有“王若曰：羌女……”等语。下面的“羌女”当然有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