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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轼到苏东坡》
从苏轼到苏东坡
——浅谈苏轼在黄州的蜕变与坚守
虞城县春来高中 代昆鹏
摘要:乌台诗案是苏轼平生第一次最大的挫折,但他却在晚年诗作中这样肯定被贬之地黄州: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在黄州完成了身份上最重要的蜕变和精神上最执著的坚守!正因为如此,北宋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才会有这样一位不可无一却难能有二的天仙才子苏东坡!
关键词:苏轼 文人 儒家 精神 蜕变 坚守
正文: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词开创者,北宋诗坛的领军人物,北宋画坛的佼佼者,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全能艺术天才。
东坡是他的号,全称为“东坡居士”。
很明显,从现实角度看他们绝对是同一个人;但是,从文化意义上来说,苏轼和苏东坡却有着一些区别。“轼”是父亲苏洵为他取的名,“东坡居士”却是他为自己取的号;名在他出生之后便有,而号却在他四十七岁(1082年)之时才出现。林语堂先生在他的《苏东坡传》中写道: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推测,在中国和有华人的地方,苏东坡要比苏轼名气更大。
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这就要从北宋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文字狱说起。
元丰二年(1079),新党人物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为排除异己,便拿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开刀,而苏轼因其名气和声望首当其冲。李定等人故意歪曲其诗,以“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把苏轼从湖州知州任上捉拿到御史台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又被称为“乌台”,苏轼之案因诗而起,所以这一事件史称“乌台诗案”。李定等人欲置苏轼于死地,幸有众多大臣仗义执言、全力相助,再加上宋神宗也很欣赏苏轼,他才得以免除死罪。我们现在回头去看“乌台诗案”,那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冤假错案,其实质是新旧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而苏轼不过是历史舞台中错步上前的牺牲品和替罪羊。但不管怎样,他总是被人抓住了把柄,死罪虽可饶,活罪却难免。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出狱。出狱后,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这两个官职非常之小,小到几乎没有品级。“本州安置”指“限制居住”,也就是说苏轼只能在黄州地界活动,不得擅离。“不得签书公文”的意思是没有签字权和行政处置权。说白了,苏轼不过是有着官员身份的囚犯。和正常调任不同,被贬官员必须即刻动身。元丰三年(1080)大年初一,苏轼在长子苏迈陪同下,被御史台差人押赴黄州。
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很形象地写道:“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在黄州的苏东坡却是知行合一。
对人,他活出了菩萨心肠。鄂州(今湖北武昌,与黄州毗邻)、黄州当时有一种不良风气。老百姓限于经济条件,无法抚养更多子女,而一旦超出养育能力,他们往往将刚出生的婴儿溺死。苏东坡听到这些事情,心里非常沉痛。为此,他专门写信给自己的好朋友、鄂州知州朱寿昌,希望他出面以官府的力量革除这种坏风气(见《与朱鄂州书》)。而他自己也在民间做着不懈的努力,在黄州组织成立民间慈善机构——育儿会,邀请当地富户加入,每户每年缴纳会费一万钱,主要用来购买米面、布绢、棉絮等婴儿必备用品。他还专门邀请当地秀才古耕道、安国寺长老继连管理账目钱款,只要听说乡间贫民无力抚养新生儿,育儿会就给予一些必要的帮助。因苏东坡的帮助而得以存活的孩子数以百计。苦难与不幸没有使苏东坡麻木不仁,明哲保身,他反而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那些更为不幸的人,这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与怜悯,而是风雨同舟的关切与同情,是对生命实实在在的领悟与体验。孟子要儒家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苏东坡更是特别,他要“穷而兼善天下!”
这就是苏东坡,这就是真实高贵而又可爱可敬的苏东坡!
黄州对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黄州本来是他的贬谪地,也应该是他的伤心地,却也成了苏东坡建功立业之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遭遇逆境之时,往往自怨自艾,甚至怨天尤人,像白居易,虽字乐天,被贬江州司马时却一点也不“乐天”,而苏东坡却能在苦难中活出高贵,在逆境中让人生升华,原因何在?就因为苏东坡身上有着一般知识分子所没有的高贵品格。
他的地位可变,地位可变,身份可变,高也好,低也好,顺也罢,逆也罢,身居庙堂或者远处江湖也都无所谓,他都可以游刃有余地活出自己的旷达与洒脱。他不会拘泥于这些外在,他可以与时俱进!
但精神内涵不可变。他身上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底线,都没有变。他在坚守他应该坚守的心!
苏轼就这样在黄州站成了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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