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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帮助自杀行为 论文对绝大多数的朋友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让朋友们都能顺利的编写出所需的论文，论文频道小编专门编辑了“论刑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帮助自杀行为”，希望可以助朋友们一臂之力!帮助他人自杀行为，是指在他人已有自杀意图并决定自杀的情况下，行为人帮助他人进行自杀。在帮助自杀中，他人应当首先已有自杀的意图，行为人随后采取某种作为来实现他人的自杀行为，行为人在行为上可以是在精神上加以鼓励，也可以是在物质上给予帮助。现实中，帮助他人自杀的案件时有发生，由于对此类案件的认定往往涉及情理与法律的冲突，其处理结果极易引发公众的关注与质疑。因为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日本、瑞士、法国、意大利、巴西等国的刑法典中，帮助他人自杀行为被视为犯罪，但认定标准各有不同，实施帮助自杀行为、造成实际损害以及存在主观故意都可以成为该罪的定罪依据。我国现行刑法中仅在第232条规定了故意杀人罪，并未对帮助自杀独立定罪，司法实践中一般以故意杀人罪对帮助自杀行为进行定罪量刑，例如我国近期被热议的“孝子弑母案”即是如此。一、“帮助他人自杀行为”的学说论争与评析（一）“帮助自杀行为”的不同学说在理论界，对帮助自杀行为的定性争议较大，对该行为是否成罪存在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一为肯定说，例如有学者认为，帮助自杀虽然并非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但是由于行为人的帮助行为对自杀者的死亡结果提供了原因力，即具有因果关系，所以，一般应按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同时，由于自杀者本人具有意思决定的自由，因而社会危害性较小，宜依照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亦有学者认为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与自杀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按照故意杀人罪科处刑罚。我国司法实务界一般比较认可此种学说。二为否定说，例如我国学者陈兴良认为，基于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帮助自杀行为，不能等同于杀人行为，属于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不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张明楷教授也对帮助自杀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指出，“我国刑法对杀人罪规定得比较简单，没有将教唆、帮助自杀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在这种立法体例之下，是认为教唆、帮助自杀的行为根本不成立犯罪，还是认为教唆、帮助自杀的行为成立普通的故意杀人罪，涉及诸多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形式上的教唆、帮助（与共同犯罪中的教唆、帮助不是等同概念）行为，在具有杀人的间接正犯性质时，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在教唆、帮助自杀的行为不具有间接正犯性质的情况下，我国的司法实践一般作为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处理。这种做法是否具有合理性，以及如何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都还值得研究。此外，对自杀负有救助义务的人故意不予救助的，可能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但是他并没有对此展开论证。可见，对帮助自杀行为的处理虽然在司法实务中有着相对统一的标准，但是其判决结果在说理上似乎并不充分，理论上的合理性论证也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因此，对帮助杀人行为定性的探讨无论对刑法理论，还是对司法实践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二）“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类型与定性分析帮助自杀是否具有可罚性，取决于其本身的性质，并且涉及刑法中的共犯理论，本节即对此问题进行逐层分析。1．帮助自杀行为不同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行为同样是帮助自杀，它可以成立普通的故意杀人、可以被认定为具有间接正犯性质的故意杀人、还可以被当做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甚至不成立犯罪来处理。在进一步讨论对帮助自杀如何定罪之前，必须要明确的是：帮助自杀者与自杀者之间并不构成共同犯罪，帮助自杀行为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行为并不相同。若要对这两种行为进行区分，首先必须要厘清自杀行为的性质、确定其究竟是否构成犯罪，以消除认识上的模糊性。自杀指自己杀死自己。现代社会的法律一般对个体自杀并不加干涉或处罚，而在19世纪之前，由于强调个人对国家的义务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这一自己处置自己生命权利的行为却被法律所禁止。在希腊城邦，法律不允许自杀，自杀被视为对城邦做了一件不公正的事。在雅典，自杀者的手要被割下来焚烧。在古罗马，人们不得为自杀者举行葬礼。之所以这样对待自杀者是因为“一个不爱惜自己的人更不会爱惜他人”。失去生活信念的人只有在向元老院提出申请、说明理由并得到元老院的批准后，才能行使自杀的权利。不论在基督教社会还是在伊斯兰教社会，自杀都被认为是对神意的背叛。在宗教影响之下，世俗法律也同样否定自杀行为。虽然资产阶级革命后自杀行为逐渐得到公众的宽容（这种宽容主要体现在法律层面），但从犯罪名单中取消“自杀犯罪”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9世纪末，一些国家仍颁布法律禁止自杀，1871年的普鲁士刑法典、1881年的纽约州刑法典都对自杀行为做出了严厉的规定。从被认定为犯罪到去犯罪化，对自杀行为的定性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由社会分工细化所引起的个体对集体依赖性的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