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和梅尧臣和三篇《灵乌赋》.docVIP

范仲淹和梅尧臣和三篇《灵乌赋》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属江苏)人,北宋真宗时期进士。提起范仲淹,人们很快会想起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他能够在封建官场的污泥里洁身自好,是少有的表里如一的封建时代为官楷模之一。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梅初试不第,后以荫补河南主簿。50岁后,于皇三年(公元1051年)始得宋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为太常博士。曾参与编撰《新唐书》,并为《孙子兵法》作注,著有《宛陵先生集》60卷、《四部丛刊》影明刊本,还著有大量的诗词文论等。起初,经人介绍,范、梅两人一拍即合,成了“忘年交”,之后关系却逐步恶化。3篇《灵乌赋》,是他们后来关系恶化的写照,也能据此找出两人矛盾的根源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迥然不同的方法。 从“忘年交”到梅尧臣的首篇《灵乌赋》 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由范仲淹的同科进士、梅尧臣的妻兄谢绛引荐,范、梅两人在洛阳会面,同有相见恨晚之感。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范仲淹因劝阻仁宗皇帝与宰相吕夷简废郭皇后而被贬知睦州(今浙江建德)。这时,梅尧臣赋诗《聚蚊》、《清池》,对范仲淹寄予深切的同情。第二年(公元1034年),梅尧臣读了范仲淹在睦州写的《严先生祠堂记》后,挥毫写下了《读范桐庐述严先生祠堂碑》诗,夸奖范仲淹是“千载名不忘,休哉古君子”,赞美之词溢于言表。说明这时两人的政见一致,个人情感融洽,堪称“忘年交” 到了景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因呈“百官图”,弹劾宰相吕夷简徇私用人,被贬黜到绕州,其好友欧阳修、余靖、尹洙等也相继为救范而被贬。这时在池州任建德知县的梅尧臣义愤填膺,挥笔写下了批评朝廷昏暗的诗篇。他在《猛虎行》中指斥吕夷简“当逢食人肉”;在《巧妇》中运用讽刺的手法痛斥朝廷的做法,为范仲淹鸣不平,梅尧臣还通过《闻欧阳永叔谪夷陵》,闻《尹师鲁谪富水》、《寄绕州范待制》等诗作,直言不讳地倾诉他对范仲淹、欧阳修、尹洙等人光明磊落、嫉恶扬善、维护纲纪、敢于斗争、刚直不阿的赞美之情。在诗中还写道:“宁作尘泥玉,无为媚渚兰”,将范仲淹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相比;梅尧臣还在《彼鹰》、《啄木》等诗篇中,将范仲淹比为专除害虫的啄木鸟,称赞他是当朝难得的斗士,是真理的捍卫者。这表明,在这之前的5年时间里,梅尧臣心中对范仲淹充满钦佩和敬仰之情,对他遭到朝廷贬谪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可是,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的,人际关系的发展也是微妙的,封建时代的人际关系更为复杂而多变数,它往往随着时间、地点和需求的不同而发生渐进性变化或骤变。梅尧臣开始对范仲淹萌发了不满情绪,他开始在自己的一些诗作里对范仲淹进行明里暗里的讽刺、攻击,稍后,他给已贬知绕州的范仲淹寄去了一篇言词更为激烈的《灵乌赋》,赋中既有对友人、对上级、对兄长因谏言遭贬谪的同情与不平,更有劝告范仲淹不要噪啼,不要恃才傲物蔑视一切,要少说为佳。梅尧臣把那些默而不言、违心而暗、明哲保身的人比作风鸟,把范仲淹的赤诚诤言、勇敢地面对邪恶的高尚德操说成是乌鸦鼓噪。还说,这样才能“往来城头无尔累”。范仲淹意识到,这不是一篇善意的规劝式文章,在这种规劝的背后,隐含着作者强烈的不满和怨恨,对于梅尧臣指责的所谓过错,范仲淹反而认为是自己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真实写照,他对对方的观点不敢苟同,暗自下定决心,即使是私人关系进一步恶化,也要阐明自己立身处事的原则立场 为回应梅文,范仲淹自作《灵乌赋》 看过梅尧臣的《灵乌赋》后,范仲淹立刻感受到,这篇赋的要害之处并不是劝导自己进一步发扬自己为民分忧的良好品德,而是要求自己和封建社会的污浊风气同流合污,这就像一股来自堡垒内部的阴风和一支冷箭在刺痛自己的心,他为昔日的莫逆之交演变成今日的恶劣关系而伤感。然而,他毕竟是个有教养、志存高远的、官场上与众不同的士人,他按捺住自己内心的怒火。他认为还是宽大为怀为上,面对这位血气方刚、性格偏执的年轻才子,他没有失去理智。然而,范仲淹又是一个对自己的理想矢志不渝的人,对于这位昔日至交的观点决不苟同,也决不文过饰非,自己所认定、所坚持的原则决不放弃。于是,范仲淹决定也写一篇《灵乌赋》,阐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人生准则。他认为,那些遇事装聋作哑、明哲保身、为己为私的人,对百姓、对国家、对社会只能是祸害。他不仅向梅尧臣,而且也向世人发出了自己的从政宣言:“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七《让观察使第一表》)。他认为,作为一个朝廷的官吏,应该对社会、对国家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应该敞开心扉,用心声作武器,批判邪恶,抨击凶顽,让真理彰明与世,让正义充满人间 范仲淹感觉前述对自己为政之德的音符表达还不够高、不够亮,他在《灵乌赋》的收尾部分高呼:“宁鸣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