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docVIP

项英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央电视台曾播出的大型红色革命电视剧《浴血坚持》再现了1934年至1937年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反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中共中央率领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坚持,不怕流血牺牲,不畏艰难困苦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但该剧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和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够客观、准确,如把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项英描写为或坚持错误、或遇事毫无主见的领导者,成为剧中的陪衬性、附属性人物,甚至把历史上项英的一些重要活动,改由别人来展现,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该剧对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主要领导地位突出不够,没有全面地反映出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和贡献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夕,决定在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不久,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布成立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央军区,指挥留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红军继续坚持斗争。项英作为留在中央苏区的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实现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临危受命,掩护中央机关 和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上旬,当中央红军主力陆续离开原来的阵地向指定地域集结,准备实行战略转移时,项英遵照中革军委的部署,指挥红二十四师和各军区的一些独立团接替主力红军防务,开展游击活动,并严密封锁主力红军行动的消息,掩护主力红军的集结。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向战略转移前的集结地域开进。项英奉命指挥红二十四师和一些独立团分别在原地全力阻击骚扰敌人,并多方面制造佯动措施,迷惑敌人。由于项英等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地方武装及游击队接替主力红军防务,掩护主力红军集结,配合主力红军突围,保障主力红军行动,使党中央率领红军主力得以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实行战略转移。如果没有项英等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掩护、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会更加困难,损失会更大 执行中央指示, 领导苏区军民英勇抗击敌人进犯 党中央离开中央苏区时,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是:在中央苏区领导红军和地方武装以游击战争来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抗击进犯的敌人,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并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的反攻。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进犯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除了薛岳纵队、周浑元纵队追击中央红军外,其余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央苏区的腹地进攻,迅速占领了宁都、汀州、石城、兴国、于都、瑞金、会昌等地。以陈诚等指挥的XX年1月牛岭战斗后,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三角地区”进行“清剿”,于都、会昌一线贡水两岸的国民党军南北夹击,企图将中央分局等机关及红军部队封锁在狭小的地区内,一举歼灭,形势日益严重。这时项英、陈毅和中央分局对于当时整个斗争的严重性有进一步认识,感到已无法执行中央关于坚守“三角地区”的指示,开始酝酿突围和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彻底转变斗争方式, 组织部队分路突围 项英和中央分局在严重的形势面前认识到必须改变斗争方式,但同时感到:变动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执行。所以,项英于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2月5日多次致电中央,报告中央苏区的严重形势,要求给予具体指示。2月1日致电中央: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2月4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央与军委: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在此期间,项英主持召开中央分局会议,研究分兵突围问题。会上,一种意见是留下少数部队和机关人员在中央苏区活动,其余全部向西突围到湘赣边界另图发展;一种意见主张部队以团为单位,向湘赣边、闽赣边和福建平和、漳浦、广东饶平一带突围,中央分局率一部分部队继续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2月5日,项英将两种意见报告中央,请立即答复 2月5日,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指示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由于敌情紧急,中央分局接到电报后,立即向于都南部转移。在于都南部禾丰地区,中央分局又收到中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