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新亚州主义视角.docVIP

传播学的新亚州主义视角【摘要】本文从东西方传播视域差异剖析了传播学，简言之，东方传播学侧重的是人际传播以集体为导向，而西方则侧重于大众传播以个体为导向，造成这种差异与两者之间的价值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本文探讨了新亚洲主义下传播的本土化研究，并指出新亚洲主义应当成为亚洲传播学的研究范式，最终以传播为介质，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新亚洲主义 传播学 本土化 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其名著《亚洲大趋势》中指出：“亚洲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亚洲人开始重新发现亚洲，集体的亚洲意识正在兴起”。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阐述了“东方价值观”的内涵，东方文化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崇尚“和而不同”。新亚洲主义的勃兴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对亚洲传播学研究进路的探索，亚洲传播学应该以新亚洲主义为研究范式，形成具有东方特色的传播学，并以此为介质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一、东西方传播视域差异 传播学对于亚洲新闻传播学界而言，完全是舶来品，其诞生于西方文明的框架之下。西方的传播学讲究自由主义理论，一味追求自我与自由，其与东方的价值体系存在较大的差异。亚洲的传播学必须建立在亚洲价值观体系之下，其价值观基础是注重“仁”“和”的儒家思想。即便到了21世纪，亚洲诸国的体制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其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对新儒家思想的不同理解以及不断探索升华的结果。由此，对西方传播学的全盘接受并不是明智之举，而应创造性选择性地接纳。“一个世界，多种声音”不仅仅是建立新的世界格局的需要，也是建立新的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准则所在 传播存在的前提是“差异”，传者与受者之间必然存在不同。何以导致“差异”？文化使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信息的传播。追根溯源，文化差异是传播产生的基石 东方的传播学从总体而言更注重人际与组织传播，落后的农业文明以及其哲学思想的影响为该种偏向提供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亚洲大多国家经历了漫长的农业文明以及封建统治）。尽管农业时代产生了造纸术、印刷术等等，但其落后的传播技术使传播活动无法大范围进行，加之农业时代统治者高度集权的政治钳制使许多信息为少数权贵所享有，由此，其不得不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即人际传播。同时，农业文明的落后使得个人难以脱离集体单独生存，从而组织传播也成为了农业时代的主要传播方式之一，以此维护组织内部成员的和睦与和谐。此外，儒家思想主张“和”，人与自然要天人合一，人与人要和睦相处，通过“众”去了解“一”，其传播目的是为了人与人之间消除误解与分歧，达成一致与共识。东方在传播活动过程中更注重人的因素，讲究人际关系的处理，其传播的重点并不仅仅是信息本身。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于大众传播而言，大多东方人更倾向于以集体为导向的传播方式 在西方，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受到了三论即信息论、系统论与控制论的影响。信息是传播的核心，其传播过程的出发点是传播者选择何种传播方式才能使传播效果最大化。西方的传播学是以传播者为出发点，以追求传播效果最大化为目的的传播。欧洲古典主义是西方价值观的基础，在西方其更注重个体。无论是大众传播还是人际传播其仅仅是传播方式的选择，传播者的最终目的是个人意见的自由表达以及对传播对象的说服 二、亚洲传播学本土化之探究 亚洲各国具有深远的发展历史与璀璨的文化，而且其文化传承经历了岁月的打磨以及战火的破坏并没有消失殆尽，其中必然存在着自身独特的传播规律与特点，并形成了具有亚洲特色的传播系统。传播学本土化具有重要意义，只有让这门西学适应了东方的土壤才能够更好的发展，才能够更好地诠释新亚洲主义的真谛。由于亚洲国家众多，体制不同，文化传统也不近相同，以下以中国南宋书院和理学一体繁荣为例以期浅探我国传播学本土化之一隅 南宋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书院不仅走上了与理学一体化的道路，而且书院的教育制度得以确立与完善。两宋之际，战争连年，北宋书院多随战火化为废墟。新王朝建立后，南宋书院虽然经历了一次大“换血”，但其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势力上都远远超过了北宋。南宋422所书院分布于11个省区，每省平均40.181所，是北宋每省平均5.21所的7.7倍，①从书院的建设力量而言，南宋仍然是民办书院占主宰地位的时代，民间力量决定了书院的兴衰命运。但是，官方力量也不容忽视，其以独有的政治强势，对书院的发展起到了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总之，正是南宋书院的蓬勃繁荣，才有了南宋时期的教化大义的复苏，才有了理学的兴盛并最终使其成为了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 学术传播的通常表现模式有二，一是通过执政借助皇权力量以官学的形式“自上而下”的一元传播；二是通过私学形式在民间“由点到面”的多元学术传播。②私学的繁荣往往以一个新兴学术思潮为依托，而一个新兴学术思潮的发展也离不开私学的支持。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