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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专家设计技术化反腐 【编者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1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的“要以反腐败新成效取信于民，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保证”，在网民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网民们认为，越是“天高皇帝远”的地县一级城市，其“一把手”的腐败案发率越高。“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采取措施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已是刻不容缓。对此，从县委书记纳入中央党校轮训范围，到重点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各项新的反腐倡廉政策都抓住了反腐败的关键。在深入开展反腐倡廉的今天，大官贪腐要一查到底，同时也不能放松对基层干部的监督，特别是对那些握着实权的小官贪腐，更要重拳出击 除了这些常规手段，腐败是否也可以及时预警呢？ 有反腐专家指出，就像一个人生病了可以通过望、闻、问、切查知病情，一个官员腐败了，也应该会有种种公开和隐秘的反常行为作为预警 反腐专家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把一个政府机构人事调查过频、决策过于封闭和神秘等反常行为进行分类观察，综合分析，从而诊断一个官员的腐败可能…… 一个国家的腐败情况应该如何测量和诊断？进一步说，如果有腐败，是否可以及时预警？ 中国的反腐专家正在力图解决这个问题，并认为已经找到了适合中国的初步方法。何增科是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著名的反腐专家，这位政治学者刚刚完成的一项研究，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人事调动频率、公众口碑都被用来测量腐败 比如――在何的研究中――如果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阶层职位轮换和调动过于频繁，则有可能存在人事腐败 已有的例子中，贪腐官员、安徽省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曾在上任5个月内对全县所有乡镇官员来了一个“不留死角”的调整；而一次会议上调整提拔上百人的事，在其任内发生过多次 反之，如果一名官员在某一职位上任职过久但又拒绝调动，则很有可能是该官员在这一地方上的腐败“成果”颇大而不敢离开，以免暴露 另外，如果一个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比如某中学的校长――其公众口碑在进行问卷调查时很差但升迁却很快，则其背后可能是有腐败存在 某些数据亦是风向标。一个地区，如果打击商业贿赂时立案很多但最终起诉很少，那么可能是贪腐的征兆，其阻力背后往往是诸多腐败利益“联盟”。指标中甚至包括新闻记者调查腐败案件受阻的程度 这套名为“腐败与治理状况的测量、评估、诊断和预警”的评估体系是在一个研究“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资助下完成的，它同时也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治理评估框架”的资助，该项目的主持者是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 目前对于廉洁程度的测量，透明国际和联合国反腐败与治理研究机构等采用主观评价法，结合受访人与官员交往的亲身经历进行较为全面的主观评价 而国内学术界还多用客观评价法，即用查处腐败案件的数量、人数、案值来衡量。“这陷入一个怪圈，就是反腐的力度越大，可能显示这个国家腐败程度越高，相反，不查处腐败的国家反而是最清廉的国家。”何说，客观评价法弊端比较多，自19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很少用这种方法 何试图将上述方法结合起来。他设计了一套包括民意调查和纪检部门数据等在内的综合评价体系，进行分地区、分部门的腐败程度测量 腐败脸谱可以画像，腐败程度可以打分 何希望能够预先发现腐败的蛛丝马迹，上述研究结果中有一整套“预警体系”被用于及早发现潜藏的暗流 这套预警体系中有50个预警指标，按照“激励机制扭曲”“社会结构扭曲”和“约束机制扭曲”来区分。这50个预警指标，即是“腐败程度试纸” 比如在“激励机制扭曲”部分，有“公务员自身工资水平和有尊严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一项。“高薪未必养廉，但是低薪一定不养廉。”何解释说。与之相关的还有“公务员工资拖欠严重程度”等指标，拖欠工资在一些穷困的县乡政府中尤为严重 事实上，如果按照何的预警指标集中起来给某贪腐官员画像的话，可能更易于理解 首先是这个官员“任期受保障程度”比较差，这既可能是当地组织部门习惯频繁调动官员，也可能是某一个主要领导刻意为之。总之，因为官员之间的频繁调动，使得他缺乏安全感，不得不向上行贿来谋求保持职位或者提拔 而他“离任后生活受保障的程度”也很差，或者和当前生活水平差距较大。所以，他还要考虑自己离任之前能贪一把，以图后路，这就造成了所谓的“59岁”现象 作为一名官员，他还要应付上级的各种“一票否决”。“一票否决行使过程中，下级的辩护权力缺失程度”严重，他就要考虑接待上级各种检查团的时候，提高接待规格，以便检查者“高抬贵手” 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因为“资源配置决策中下级发言权的缺失程度”更为关键。比如，上级要给下面一笔扶贫款，因为说不上话，所以领导班子“集体决定”去给负责此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