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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个支点让慈善成为信仰近年来，连续发生的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引爆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慈善捐款热潮。其间，关于慈善的种种评论见诸从纸媒到网络的各种媒体，涉及慈善方方面面的说法也不一而足。“该不该捐”和“该捐多少”成为舆论台上台下争论不休却似乎没有答案的核心话题 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在中国经济不再积贫积弱的今天，对于企业而言，如何面对慈善事业，如何建立慈善伦理，正显得日益迫切，并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索 共赴国难，企业无法回避的公民责任 近些年来，企业公民责任为社会舆论所频频提及。企业公民责任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时常引起舆论激辩。其中，有一种声音极具代表性：在已经履行纳税、环保、支付员工薪水和相关保险金等义务之后，慈善是不是企业公民责任必不可少的选项? 公道地说，在未发生像汶川地震这样的“国难级”的事件之前，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有一定难度的。个中原因可能有许多，我想首先不能脱离中国经济的发育程度说事。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历史毕竟只能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谈起，企业家群体发育形成的历史稍显短暂，这决定了中国的企业家目前的财力和心理准备状态，尚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热心慈善事业的路上走很远。所以，当每年“胡润版”的“中国大陆慈善企业家排行榜”推出之后，人们在对照已经大略知道的国外企业家在慈善事业中的记录时，一再为中国企业家在慈善领域内的“业绩”汗颜，并惊呼“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竟成慈善弱土”之余，尚且能够勉强容忍中国的企业家们借“初级阶段”理论遮掩一下羞赧的面孔。这应该是王石们“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之说法出笼的心理基础 但是，类似汶川地震这样的重大自然灾害必定是与众不同的。汶川地震的巨大破坏性和由此带来的巨大伤亡，已经与平常的自然灾害无法同日而语，中国政府对此作出的异乎寻常的反应，向人们明白无误地传达了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号：这是一场国难! 于是，中国企业面对这场灾难的态度，也由此变得耐人寻味了。正是得益于中国政府秉持了30年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拜政府付出的巨大努力所营造的安全的国际环境、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繁荣所带来的旺盛消费力，中国企业才能获得黄金般的近30年的发展机遇，中国企业家群体才成为当今国策最大的受益人群。如今，国家有难，在这举国上下需要同心同德、共赴国难的情势之下，中国企业家理应承担起更大的社会和道义上的责任，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抗震救灾中实实在在地有所作为 国难当头　慈善成为一块试金石 在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发生之后，捐款热潮两度席卷全国，个别平日里风光无限的企业和在公众场合出尽风头的企业家，或因对捐款事宜的反应迟钝，或因捐款数额的可怜，或因不合时宜的观点，一度受到了公众舆论的唾弃。更有个别平时受到中国消费者拥戴的跨国公司，因为对中国国难的冷漠而受到了中国消费者的一致声讨甚至抵制 被责难的企业和企业家实在怨不得公众和舆论的策动者――媒体。客观地说，在中国政府处理此次危机采取的媒体策略之下，媒体在向公众充分提供信息的同时，无形中也挂起了一张令人瞩目的公德榜，公众也借此建立起了自己心目中的道德评判坐标：谁积极向灾区伸出援手，他们就赞赏谁；谁在地震灾难面前表现得冷漠、迟疑，或者吝捐、不捐，公众就会无情地鄙视谁 稍有良知的企业家，在看到灾区的惨状之后，都应该能够感同身受，萌动恻隐之心；退而求其次，如果他尚有理智，也应该能够明白，根据他们与国家之间的无契之约，企业和企业家在国家危难之时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再退一步，如果他仅剩精明，也应该明白，企业此时的良好表现，借助媒体提供的信息平台，进入当下的道德评判坐标之后，至少会给自己带来价值连城的美誉度，否则，企业形象和品牌被冷落、遗忘、边缘化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受损都不难想象。况且，国家对于从事慈善捐助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还有相关的优惠政策规定呢! 国难当头的慈善行动，毫无疑问提供了这样一种简单而实用的道德逻辑：如果你有能力，你也许可以少捐，但是绝对没有理由不捐!它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为准则，还应该是企业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观，至少应该是一种生存智慧 探求企业家关心慈善事业的长效机制 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给了人们重新思考慈善事业的意义和价值的良机。在这场思考中，我们最关心的是，我们将如何从这几场灾难开始，建立起一种能够促使中国企业家关心并积极投身慈善事业的长效机制 我们注意到，在西方那些慈善事业相对发达的国家里，慈善事业大多是靠一些财大气粗的企业家的捐赠来支撑的，而且慈善事业当中处处都晃动着宗教的影子。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西方国家慈善事业的相对发达，是与其悠久的宗教文化背景有关的，对慈善事业的积极态度是源自企业家信仰层面的自觉行动 从社会学的含义上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