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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家意识对范长江新闻报道的影响【摘要】XX年代是范长江新闻工作的黄金时期，他留下许多经典的新闻作品。笔者以这些作品为文本分析了范长江在上世纪30年代的国家意识，包括他在新闻报道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意识。笔者还从整合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冲突，调和党派关系两方面探究了范长江的新闻报道对于民主政治建设发挥的作用，这对于媒介构建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国家意识 民族团结 政治构建 范长江是我国新闻事业创始人之一。在其新闻生涯中先后出版了通讯文集《中国之西北角》、《塞上行》等，并在社会上引起过广泛反响，奠定了他在新闻界的地位 《大公报》领导人胡政之在《塞上行》序言中写道：“长江君对于民族问题素感浓厚兴趣，近年衔社命出入西北各地, 接触愈多, 所感尤切。”范长江跋山涉水考察西北民俗和地理风貌及其对政治时局变革的关注贯穿了记者生涯。正如他在《塞上行》序中所言：“我比较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 是国内民族问题。第二, 是统一国家之途径问题。第三, 是社会各阶级利益之调整问题。”① 一、范长江的抗战决心及民族团结与国家意识 范长江1928年考入中央政治大学，这是一所国民党政府培养行政干部的学校。范长江选学了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但是“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范长江的梦想，他清醒地认识到，抗日是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 1、抗日的决心与范长江的爱国意识 蒋介石置民族危机于不顾，加大对红军的围剿力度。加上当时中日悬殊的实力对比，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劲攻势下节节败退。1933年又是国土沦丧的一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2月进攻热河，3月承德失守，热河失陷。② 在这种形势下，范长江参加了热河抗日义勇军。他在1941年10月写的《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说：“1933年我参加了热河抗日义勇军，眼见着国家的危机，人民在日寇蹂躏下的痛苦与愤恨，于是很想把自己所见报告出来，提起国人的注意。”③1933年范长江还没有成为职业新闻记者，但从那时起，他就萌生了通过新闻通讯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鼓舞大家联手抗日的想法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开始范长江跟许多人一样，不明事件真相，把责任归咎于张学良、杨虎城。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他敏锐地觉察到西安事变并不如表面那么简单，于是前往西安一探究竟。他在1967年写的一份材料《我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追述：“西安事变（12月12日）发生时，我正在绥远前线，我最初以为只是张学良、杨虎城的个人行动，以后傅作义告诉我，中共已参加进去。我预感到这是中国政治的重大转折点，于是没有得到大公报的同意，我就利用我的私人关系，由宁夏到兰州，又由兰州到西安。”④ 经过调查和探访，范长江于1937年2月15日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第一次揭露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他认为西安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中央（实际是指蒋介石）违背广大人民的意愿，一再坚持“剿匪”的政策，不采纳张学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实际是中共首先提出的主张）。范长江在文章中还积极宣传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范长江在《我的自述》中谈到：“我那时的立场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要锋芒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但也不是主张马上消灭国民党。因此在我的两篇文章（按：指《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中贯穿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国共两党要有平等的地位，首先国民党要停止剿匪内战，共商抗日大计。”⑤ 在奔赴西安的途中，范长江目睹了日寇侵占我领土后屠杀蹂躏我同胞的种种暴行，也看到了同胞们拿起武器英勇抗争的可歌可泣行动。他满怀激愤，挥笔写道：“日本如此逼迫，逼成我们全民族的万众一心，日本人如此残暴，逼出许多鸡鸣起舞的杰士。看吧！倒霉将近百年的中国，一定能在日本凶横的侵略下翻身！”⑥这其中激荡的爱国心、民族恨是范长江做好记者的根本动力。在范长江的新闻作品中，不乏此类虽寥寥数语却饱含爱国情感的词句 2、民族团结与大一统的国家意识 民族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团结关乎国家统一、人民生活富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处于巨变的时代，除却外缘上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反抗”之外，内缘上民族关系也存在急需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汉、蒙、回、藏内部不团结，互相仇视，隐患甚深 XX年代，对于无缘接触、接受文字信息并做出反应的普通民众及偏远如西北地区的人群来说，他们无法获知中央的民族政策，无法体会到中原的民族关怀，亦无法享受到中原地区先进的物质文明成果。沟通的障碍造成了民族间的隔阂，使得具有空间构建功能的媒介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作用凸显。所以范长江当时撰写并发表的关于西北民族问题的报道尤为重要，报道中体现的民族团结与大一统的国家意识深深影响了大批读者 就现实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