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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欧洲国家形态的阶段性发展：从封建到现代2008-11-18 15:55:23钱乘旦　　摘　要: 本文讨论欧洲国家形态的变化问题。从中世纪晚期开始,欧洲国家形态向近代演变,尽管在不同地区、国家演变的过程不同,但演变的方向和阶段却呈相同性,表现为依一定的顺序阶段性地发展,而这一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现象,似乎尚未被学术界注意到。本文通过梳理史实,呈现这种阶段性的发展现象,并试图对其转变的原因与机制进行探讨。　　在欧洲发生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发展有明显的阶段性。这种阶段性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不仅在于每一个阶段都体现着当时社会的需要,而且在于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经历了同样的阶段发展,按一定的顺序依次从某一个特定阶段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尽管各国在发展的速度上有快有慢,发展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但这种发展的顺序却几乎都是一样的。这就使人们不禁自问这种现象是否隐含着某种必然性? 如果是,它意味着什么? 下面这篇文章就试图对这个现象做一些探讨,并对其中可能包含的意义做某种解读。　　封建国家　　在《英国历史评论》杂志担任过主编的约翰?罗伯茨曾经说:“近代世界的政治结构有两大基本概念,一是土地应划分成统一在独立当局之下的区域,它们在确定的疆界内有决定其内部事务的最终发言权。二是这些区域只要有可能,就应该由具有一体感的人们所居住,他们形成民族关系或民族性。”[1 ]46这里提到的就是近代民族国家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即国家主权与民族一体性。具备这两个因素的政治实体,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但在中世纪欧洲,封建国家所缺乏的正是这两个因素。中世纪欧洲是一个只有“领地”没有“国家”的大世界,由基督教充当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纽带,把各地区松散地联结在一起。由于实行土地分封,大小领主都把领地视为个人私有,在领地上行使近乎完全的司法权与行政权。这种情况造成两个后果,一是所谓的“国家”只含有地理上的意义,即仅指某一特定的地区而已,比如“英国”是指英格兰这个地区“, 法国”仅指法兰西这个地区“; 国家”与权力没有重叠“, 国家主权”这个概念当然也就不存在。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所谓的“国家”中都有许多领地,而每一个领地都可以是一个准独立的政治单元。国家也许有一个名义上的政治代表,即君主(prince) ,但君主也只把国家看作是他自己的私人领地,他把这个领地分割成许多片,然后分封出去,同时也就把权力分散到各个领地上去。在这个方面他和其他领主没有两样,而事实上所谓的“土地分封”正是从他那里开始的。因此中世纪封建国家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中央权力或缺,有时甚至连中央权力机关都没有,也没有中央政府必不可少的所在地———首都。权力与土地一起逐级分散下去,在任何一级上都积聚不起足够的凝聚力,无法形成稳固的经济—政治体。　　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力量因此建立在个人效忠的基础上“, 国家”这个概念太抽象了,不存在个人对“国家”的忠诚。由于社会的分散状态,“民族”这个概念也就十分模糊,这就导致第二个后果,即权力与民族属性无直接关系。在一个民族内部,权力是裂解的;在不同民族之间又形成交叉状态。换句话说,领地分封制从理论上说可以给任何人以领地权,于是这个“任何人”就可以不区分民族属性———只要封主高兴,就可以把土地分封给任何人,从而使他得到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权力。比如说,在中世纪欧洲,英国的国王曾经在法国领有2P3 的领土,因此,他虽然在名义上是法王的臣属,在事实上却享有法国2P3 的权力,而他又把这些权力分割给他的臣属。他的臣属可以是随他前来法国的英国贵族,但也可以是愿意臣服于他的法国贵族。于是,权力的交叉分配是与民族属性无关的,它只建立在土地分封及由此而出现的个人效忠关系上。类似的现象在欧洲封建时期比比皆是,比如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不仅领有奥地利而且还是波希米亚(捷克) 国王、匈牙利国王、意大利好几个小邦的领主(公爵和伯爵等等) ;勃兰登堡选帝侯则在接受了波兰的领地后,成为波兰国王的臣属,因而分享了一部分波兰王国的权力。由此可以意识到,中世纪欧洲人更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领主,在哪一个领地上,而不必关心这个领主是不是自己的同“国”人———君主不分国界,臣民也无论民族。　　除了以上这种情况,还要再加上天主教会在西欧世界的世俗权力,才能理解中世纪欧洲权力分裂的程度。作为超国界的世界性组织,教会的权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征税权,对所有天主教国家收取十分之一的生产品(什一税) ;二是司法权,凡是涉及教会的人和事,包括全体教士在内,其司法管辖权属于教会。因此,教会不仅是一个国际性的宗教组织,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权力组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教权甚至被宣布为是最高的权力。　　君主与教会分权,贵族与国王抗衡,这就是欧洲中世纪的全部政治史。这种情况使欧洲在一千年中四分五裂,权力分散,没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