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移民的回归土地之路.docVIP

三门峡移民的回归土地之路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的代表陈思忠、郗新继被华阴市公安局带走了。这天，正好是他们到北京上访，拿到国家信访局批复的第10天 记者在华阴市华西镇孙庄村农民张纯芳那里，看到了这一批复，上写：“你们来访反映的事项，我们根据《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将转送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处理。”时间为XX年11月24日 12月16日，第三位农民代表张三民也被华阴市公安局带走了 张纯芳，以及同时参与上访的渭南市的大荔县农民代表马连宝、李孝玉，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处理流程：批复从国家信访局批到省里，再从省里批到渭南市，然后由下属的华阴市和大荔县出面处理，处理的方式常常就是，出头的人像陈思忠、郗新继、张三民一样，被公安局带走 而张三民被带走的那天，距离华阴市政府曾经承诺的与农民代表谈判的时间还有三天 马连宝则在听到风声后迅速离家。李孝玉从暂时的“避风港”蒲城县赶来与其见面时，特意带了一瓶二锅头，为这位70岁的老人“压惊” 国家信访局批复中所提“反映的事项”，是指国家明文规定划拨给农民、却被地方政府发包渔利的土地问题，背景则是一段陕西渭南农民随着三门峡水库的涨落而漂泊沉浮的历史 艰辛返程 这段历史是以当时惯有的磅礴的气魄开场的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初生的新中国处处洋溢着对快速发展的渴望，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大手笔”粉墨登场。1955年7月，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将三门峡水库的库容面积设计为100万亩，其中80％的库区在陕西省渭南市所辖大荔、华阴、潼关三县(市)境内 这是一次牵涉28万多人的大规模迁移，过程却顺利得出人意料。迁移在当时被当作一种资格受到追捧，第一批迁出人员无一例外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被选中的青壮年、党团员和贫下中农在“敲锣打鼓，披红戴花”的热烈气氛围中远赴宁夏陶乐等地 但在50年代，陶乐等地自然条件的恶劣远超常人想象。很多移民后来向记者描述，他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几无生命的痕迹，“一觉醒来已是大漠封门”。在新开垦的荒地里撒下种子，永远也盼不来发芽的时刻，有放羊的孩子被狂风吹走后，就永远没有了消息。马连宝告诉记者，当时十八九岁的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四次搬家，“根本找不到一块立足之地” 在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移民们的返乡潮此起彼伏 国家被迫在1960年进行第二次迁移，将他们从宁夏迁往陕西渭北的蒲城、白水、澄城、合阳等地。虽离家乡近些，条件却好不了多少，旱塬沟壑，土壤缺肥，生活依然艰难，很多人靠卖血度日，特别是澄城县，“几家都看不到一个女人，”一位当年的移民张彦龙说 此时，三门峡水库正在面临始料未及的巨大考验。由于前苏联专家领衔的设计团队对黄河的品性不甚了解，建成后的三门峡水库因泥沙的不断增多而使河床抬高，15亿吨泥沙铺在从三门峡大坝到陕西潼关270公里的河道中，在潼关的渭河、洛河入黄口形成5米高的拦门沙，造成洪灾频发，对关中的西安、咸阳、渭南等市形成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决定改变三门峡水库的利用模式，从“蓄水发电”转变为“径流发电”――来多少水发多少电，不再大规模蓄水 蓄水的减少使库容大大压缩，原来被淹的大部分土地浮出水面。为了不使这些土地荒废，国家在1964年前后在库区设立两处军事基地及农场，并将西安市的大批知识青年招收为农工安排到库区建农场 念念不忘返乡的移民们，在库区水位的节节下降中看到了回家的希望。他们开始偷偷地返回，在河滩上搭起庵棚，跟军队和农工争夺土地，并与政府部门展开拉锯――你追我跑，你退我返 随着返库人数的不断增大，返库移民推举出自己的代表，日后闻名的四大代表苗福群、陈文山、王福义、刘怀容正出于此时 返库在1984年的“祭祖活动”中达到了顶峰。当年清明节，返库移民以祭祖的名义强行进库，抢收部队和农工的小麦，砍伐部队和农工的树木，受到冲击的农工则开着汽车，打着“移民要返库，农工要返城”的牌子，浩浩荡荡来到西安，向陕西省政府要求返回城市 “双返”行动惊动了中央。在听取了陕西省政府的有关汇报后，1985年5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中办发[1985]29号文件，即《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对移民返库的要求做出了积极回应：“三门峡库区移民现有40万人，其中15万人生产、生活很困难，需要返回库区安置。” 政策突变 所谓安置，其实就是解决土地问题 当时的库区土地共有58万亩，其中归地方国营农场使用的有30万亩，归部队农场使用的有22万亩，根据陕政发[1986]44号文件和陕政发[1985]133号文件，地方国营农场向当时的渭南地区行署划交21万多亩土地，部队农场则向渭南地区行署划交土地10万亩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份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