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译制厂记忆之中最美的声音.docVIP

上海电影译制厂记忆之中最美的声音从十年浩劫的荒芜中走出来,文艺界摆脱了仅有八部样板戏和几部阿尔巴尼亚电影的苍白面貌,译制片重新打开了中国人看世界的窗口 丁建华的声音从门口飘进来,她的喉咙比她的脸庞年轻30岁 这就是配音演员的幸运之处,声音比容颜持久,当这些美丽的声音被录制定格,它们就具备了与时间抗衡的特质,提到译制片,人们自然就想起了他们的声音 这是一长串经典名单:《茜茜公主》、《简《远山的呼唤》、《望乡》、《追捕》、《虎口脱险》、《飞越疯人院》、《后窗》、《王子复仇记》、《孤星血泪》、《警察与小偷》、《天鹅湖》、《廊桥遗梦》……上海电影译制厂(以下简称“上译”)在中国演艺史上绝对是无法抹去的一笔,约三十年的时光,它们几乎是外来电影中唯一的声音,至今依然是不可逾越的高峰,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声音记忆 译制片曾经“唱堂会”? 早期的译制工作,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做参考”,另有一说则是“为样板团在艺术上做参考”。所以当时的译制电影作为“内参”,只有少数人有权观看,译制厂有几条铁的纪律:第一,工作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自己的家里人;第二,任何情况下不许提影片的名字,只能说它的代号,比如《罗马之战》叫十七号片。第三,剧本不许带出厂,要念台词只能在厂里念 “有时,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会坐小车来看片,”苏秀回忆说,“有一次,一部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价值的好莱坞影片到了我们厂,后来才知道,江青喜欢好莱坞影星泰伦,凡是他主演的都要拿来译制。再后来,《红都女皇》面市,我们这才明白,原来我们是在给四人帮唱堂会呀。” 文革结束以后,艺术才从批判走向开放。最鼎盛时期,上海译制片厂拥有配音演员28人:邱岳峰、毕克、童自荣、苏秀、曹雷、乔榛、李梓、刘广宁、丁建华……译制片的黄金时代不可遏制地到来了。人们从十年浩劫的荒芜中走出来,文艺界摆脱了仅有八部样板戏和几部阿尔巴尼亚电影的苍白贫血面貌,译制片重新打开了中国人看世界的窗口 没有发出声音的配音大师 老厂长陈叙一对上译厂贡献良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并没有译制片,翻译片组创建之初甚至连怎么对口型都不知道,曾经摸索过掐秒表等一系列“又笨又不合理”的办法,但是陈叙一亲自抓剧本,抓导演,带着大家一点一滴地摸索,逐步认识了译制工作的特点,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工作程序和翻译、导演、演员、录音、剪接的工作班子 陈叙一曾就读教会学校,从小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能一边看原版片,一边同声口译,讲得清楚、生动。解放前,他曾在“苦干剧团”师从黄佐临先生学过导演,那时大家都穷,买不起票看美国电影,于是就凑钱给他一个人去看,回来再讲给大家听,“他确实非常会讲” 这个出色的译制片导演一生都没有配过一句音,在接受采访时,他永远把配音演员推在一线,陈叙一自己并不为人熟知。“早在我们配苏联片《巴甫洛夫》的时候,让他就配一句台词,在正式录音的时候还说错了,以后他就再也不肯配戏了。”苏秀说。70年代译制《巴黎圣母院》,因为陈叙一嗓音浑厚,跟原片的旁白音色很接近,大家一直起哄要让老陈来配旁白。结果到了录旁白那天,老先生紧张得把录音棚都锁了,生怕属下会冲进来逼自己去录音 曹雷回忆说,“在老厂长生命的最后一两年,他曾病危住院。喉癌折磨着他,又并发了严重的呼吸道感染……他浮过了生命海;但是他失去了声带,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记得那天去医院看他,他在纸上写下了从此无言4个字,写完双手掩面,迸发出一阵无言的哭泣。”直到去世前,陈叙一还常常用手轻叩桌面或病床,家里人都知道,他这是在数剧本台词里的口型和音节 无产阶级的嘴巴 念着资产阶级的台词 丁建华是在1976年脱下军装进入上海译制片厂的,因为外公曾经是宋子文的秘书,并在汇丰银行任高职,丁建华的父母都受到牵连,部队文工团能说能唱的丁建华业务能力出众,但一直面临着入不了党、提不了干的窘境。以她的声音条件,最适合去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可她自己心里清楚,要进广播电台,首先一关就是查遍三代的“政审” “我一直想能找个单位,能对你的政治出身不那么苛求,当时就有人给我透风,说孙道临也在译制厂,黄佐临也在译制厂,杨小石也在译制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因为陈叙一在政治上的宽容,容纳了一大批当时受到排挤的出色的专业人才 1976年,丁建华刚进译制片厂不久,就配了一部爱情戏,戏里有很多“肉麻”的情话让当时还没有结婚的丁建华配得满脸通红,更要命的是,伴随着情话的还有接吻镜头,拟音师就站在配音演员身边,需要的时候就用嘴巴把手背亲得滋滋作响,性格爽朗的丁建华每次都哈哈大笑,不可自抑,成了录音棚里最叫人头疼的“笑场女皇” 当时“文革”还没彻底结束,配一部戏就要写一篇批判文章,丁建华写信给在奉贤农场的爸爸,说现在的工作和部队里的工作完全不同,“我现在